目前，福建泉州晋江市磁灶镇正在筹建一废瓷品回收处理场，用于废弃陶瓷的回收再利用。

　　据业内人士介绍，早在今年5月份，磁灶镇便专门组织部分规模企业考察德化陶瓷清洁生产及废瓷品再生循环利用的情况。此行对一些晋江建陶企业触动 很大，企业决心加大技改投入，节能降耗减排，发展循环经济。为此，磁灶镇决定建设废瓷品回收处理场。该回收处理场初步选址在磁灶镇级垃圾收集转运站旁，占 地面积15亩，预算投资300万元。目前回收处理场需要的设备正在引进当中，建成后有关方面将督促建陶企业及时将废瓷品运送处理场粉碎加工，循环利用。

　　据了解，陶瓷生产的破损率在3％至5％之间。由于陶瓷碎片虽历千年亦难以风化，废弃品难以处理，陶瓷废弃物既加重陶瓷生产企业的环保 费用，又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而破损的废陶瓷回收再利用的成本比重新购买陶土生产的成本大，因此多数建陶企业并不愿意对废陶瓷进行回收再利用，在一定程度 上造成资源的浪费。业内人士认为，回收处理场的建成将降低行业生产成本。

　　德化富贵红陶瓷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此前在面对废弃陶瓷利用上，德化企业选择将废瓷碾碎，加入添加剂，按一定比例掺入瓷土，然后用于新产品的生产。此举不仅不影响陶瓷质量，还大大降低炉温要求。

　　据了解，在由德化某公司研发“废瓷再生陶瓷”工艺并实现产业化后，30多家石膏再生企业联合成立德化县石膏行业科学技术协会。目前该协 会年回收陶瓷模具产生的废石膏22万吨，为陶瓷产业节约成本8000多万元。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在废弃陶瓷利用上也颇有心得。该企业不仅对每天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瓷器废品都进行回收，还收购龙岩等地的废弃瓷土。该公司董事长林福椿表示，在采用科学配方后，1吨原料当中就配15％—20％的废瓷土， “1年4万吨的原料，按15％来计算就可节省6000吨，1年节省300多万元”。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在石油、原料等生产因素变动的情况下，竞争激烈的建筑卫生陶瓷领域只有通过节能降耗才能降低生产成本。

　　建设废弃陶瓷回收利用场，可减少原料消耗、水耗等，是走循环经济模式的体现，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用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使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相互和谐，促进资源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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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在北京出口总量中所占比例很小。”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本市出口商品结构的不断调整中，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产品已经逐渐给高新技术产品以及高附加值产品“让路”。

　　国家商务部、海关总署23日联合发布2007年第44号公告，塑料原料及制品、纺织纱线、布匹、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1853个商品税号将列 入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新增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税号占全部海关商品编码的15％。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由于北京市加工贸易涉及限制类商品金额较少，此次 新增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占北京出口商品总额仅为10％左右，这一调整不会对本市出口产生太大影响。

　　目前，北京加工贸易出口的最大宗商品是手机及车载电话，根据市商务局提供的今年1－6月最新统计数据，手持或车载无线电话在出口商 品总金额中占比达到23.9％。除此之外，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也是另一出口“大户”。而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家具等占比均不足1％。

　　在此次列入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的1853个商品税号中，除去塑料制品、纺织纱线等半成品出口产品之外，还有陶瓷卫浴器具、棉制和化纤制床上用品、窗帘、毛巾等生活用品，此外，屡屡在出口贸易中引起国外反倾销争端的一次性打火机也在限制之列。

　　按照公告规定，对列入限制类的商品将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即企业需按照进口料件应缴关税和增值税的一定比例预先缴纳台账保证 金，在规定期限内加工成品出口并办理核销结案手续后，保证金及利息再退还企业。这一变化将使得企业从事限制类商品加工贸易的成本增大，从而起到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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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位相当低调的卫浴企业老总说：打造品牌的秘笈就是多参加海内外的大型展览会！刚参加第12届中国国际厨卫展成功归来的企业大概收获颇丰。而会展中一 些平常难得一见的卫浴企业也出现了，尽管有一些展位还“摆”得有一点“肉酸”。这些平常少露面的企业有些是迫于企业生存的压力，他们要获得的是马上可以见 到的利益（就是希望获得订单）以帮助企业突破目前的发展困境；有些是认为只有展会才能有效地将企业品牌进行宣传，一年几次也就够了。

　　展览会是企业展示产品和形象、对外界沟通的最直接平台之一，对企业来说，存在的最大可能收获是：帮助企业获得产品订单和对外寻求合作单位； 为企业提供打造品牌的平台和进行行业信息交流。无可否认，会展是打造品牌的好地方，以至出现了“品牌形象的打造到展会为止”的思维。另外，一些中小企业无 视无形资产品牌形象的存在，认为这是很虚的东西，声称：“我们只相信实际的效果”。那么，一年参加几次大展会好像很有满足感，有时候还可以被认为是黑马的 出现，但不可能年年都是黑马。企业顺利接到订单就皆大欢喜，接不到就感觉懊恼。其内在的无形资产品牌形象等却随着年年参展而未有任何大的起色。在笔者看 来，花银子之后品牌知名度不增反减就是严重的损失。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对于无视品牌这种很“虚”的东西的企业就不去说了，对于认为品牌形象的打造到展会为止的企业感到的只有惋 惜。鲜花需要绿叶长期的衬托，一个成功的品牌形象需要长期不断的建设，花大钱去参加国际会展，企业的软硬实力都获得大力宣传，一时间品牌之花是那样的鲜 艳，并以各种各样的题材登陆媒体平台。那么，鲜艳之后我们要思考：长期的绿叶呢？这些企业平常并不舍得花一点小钱去培养一些“绿叶子”，导致了理论上更容 易打造品牌的卫浴品牌变得比瓷砖还难。君不见，有关瓷砖的品牌宣传是那样的疯狂，什么样的新概念都像变戏法似的一下子一个接着一个冒出来。可见，人家红火 不是参加国际大展览会就能得来的，品牌这东西得来并不容易，主要还是别人愿意花点时间花点银子长期培养一些“绿叶子”的缘故。

　　“品牌宣传到展会为止”是个精明的误会。它体现了中国式的聪明，仿佛获得了大便宜、避免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无形中却对正在增长的 品牌形象等无形资产造成了伤害。可以想象，没有解除这个精明误会的企业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别人的商标价值可以高达几十个亿？而且它的产品也卖得更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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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上海女白领大学毕业后，五年间在苏州、成都和上海买下四套房，买房故事一个比一个“离谱”，到最后“每个月，付了房贷，付了信用卡，就什么都不剩了”，成了典型的现代房奴。

“我就像个蜗牛，走到哪里，就能把房子驮到哪里。”

坐在衡山路上一家环境幽静的咖啡馆，背后是落地窗外幽雅的风景，衣着时髦、妆容精致的宋静(化名)，笑着调侃自己。

这是位重庆妹子，性格爽利，精明强干。五年间，创下在苏州、上海、成都三地买下四套房子的历史，说起自己做房奴的尴尬和窘迫，她依然一边迷人地笑着，MSN上贴的照片也是笑颜如花，一旁的名字却是“笑着流泪”。

有一天，在天堂里，一位中国老太太遇到了一位美国老太太……若干年前流传的“美国老太太”的故事，对于宋静这批生于70年代的人而言，已是现实的图版。

这是一批既追求生活享受，又崇尚个人奋斗，期望人生价值有所实现的人；他们轻蔑地、坚决地抛弃了父辈们的生活方式，然而一个浪头打来，才忽然发现自己在现实中是如此没有安全感。“总之，我们就是这么尴尬的一代。”

毕业四年 买房三套

1999 年大学一毕业，闯劲十足的川妹子宋静自个儿跑到苏州，到了一家大型台资IT企业做公关和市场。工厂的宿舍住了一年后，搬出来自己租房子。宋静计算了一下， 与其每月花上700~800元的房租，不如自己贷款买房。当时的商品房价格低，为了鼓励居民房贷，政府还实行购房退税的优惠政策。

首期付了2万，宋静住进了一套84平方米的房子，"拿到钥匙的那一刻，自己有房子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此时，她税后工资近3000，每月付完1400块房贷，剩下足够平时开销，"一周工作6天，没时间消费，也没地方消费"。

对于这几年的生活，宋静特别喜欢在朋友堆中"炫耀"的一个细节就是--在苏州的5年多，去KTV的次数不超过5次，"过着跟修女一般的生活"。

工作上，这位能干的小女子很快就能独当一面，不久就做到了部门主管的位子，每年的业绩都排在全公司的TOP10。作为奖励，宋静拿到了公司10万多的住房补助，但附加条件是必须和公司再续约6年。

凭着有限的资金，生平第一次通过银行贷款置业，宋静尝到了"有房族"的滋味。"那时候，手里有了一笔余钱，总觉得贷款买房，是最可靠的理财方式。而且跟股票、基金不同，房子就实实在在摆在那里，特别让人安心。"

三年之后，宋静在苏州买下了第二套房子。买房的过程相当有戏剧性：2003年的某日，宋静和未婚夫正打算去民政局登记结婚，谁知材料没带够，两个人只能打道回府；拉着手在路上闲逛，忽然看到一个新楼盘的广告。5分钟后，这小两口就付下了定金。

第 三套房子的故事同样"离谱"。又是2003年的某日，因为工作需要，宋静到成都呆了一段时间，下了飞机，嘱咐出租车司机在府南河绕上了一圈，买下了第三套 房。"当时，出租车司机都觉得我是吃错药了。"所以，"后来朋友嘲笑我们，说我们买房子，就跟在自家地里割韭菜似的"。

买第二套房子的时 候，正值苏州房价最高的阶段，当时风传要修到上海的轻轨，苏州的房价开始暴涨。这套位于苏州新城商业街上、115平方米的房子，每平方米6000元，宋静 定了十年付清，每个月需要付3500元的按揭。后来证明这并不是一桩成功的投资--不久，传闻中的轻轨成了泡影，苏州的房价开始回落。"幸亏地段还不错， 租出去还算容易。"

依然忙碌着的日子，苏南小城单调的生活，事业上成长空间的局限，加之越来越不满意的薪水，再也满足不了宋静那颗不安于现 状的心。2003年，宋静决然离开原来的公司，跳槽到北京一家业内名气很大的互联网企业。同时也付出了代价，由于提前离职，她必须"吐"出原公司的10万 多住房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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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女士因没有接到中介公司通知，错过签购房合同日期。她要求该公司返还定金，但该公司以定金已经交付业主方为由拒不返还。
　　
　　潘女士 通过其他途径找到业主李先生，方知该公司在与潘女士签订委托合同时，与李先生以95万元的价格签订了《委托出售合同》并交付李先生定金2万元。而后该公司 对李先生称有新的客户愿意以100万元价格购买，并建议李先生单方面违反前一个95万元的出售合同，并支付双倍返还定金4万元，这样即可以100万元另行 出售。
　　
　　中介公司常见的操作方法有两种：一种即中介方与上家和下家分别签订居间协议，分别约定买卖条件，分别收取或支付定金的方式；另一种是让上下家以及中介方同时在一份居间协议上签署，并在这一份居间协议上约定买卖条件和定金关系。两种方法都有利弊。
　　
　　建议：（1）购房或售房时，选用有上下家和中介方三方签署的协议。
　　
　　（2）在交易过程中，最好能够与对方直接确认身份、价格等交易条件，并赴所在区县房地产交易中心调查权属状况、抵押情况等交易信息。
　　
　　（3）签署合同或协议时，应多加注意合同条款，明确其中约定的权利和义务，最好有法律专业人士陪同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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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A股大涨，不少投资者在股市中赚了一笔，无形之间增添了猪年置业的动力。与此同时，随着各地租客重返二手房市场，中低端租客面临房东加租的压 力，因此租客中也有部分人考虑买房置业。不过，大部分首次置业的人都面对同一个问题，就是买楼将要耗用自己及家庭大部分的储蓄。究竟是买楼好，还是预留资 金再作其他投资？

　　买楼优缺点

　　优点：

　　◆买楼是投资的一种，按揭供完后房子便属于自己；而租房的话，房子始终是别人的。

　　◆供楼可以说是强迫储蓄，如遇楼市低迷期，有关政策变更可直接令供楼支出受惠(比如上海曾实行数年的返税抵扣房价)。

　　◆买楼其实是以小(约三成首付)控大(全部楼价)的财务杠杆投资，变相以小博大，若楼价上升，回报可观。

　　◆有楼可以向父母、家人、伴侣有个情感和面子上的交代。即使未供完楼，急需用钱时也可以向银行抵押贷款。

　　◆买楼之后，可以放租，赚取租金收入，等于变相由租客承担按揭。

　　缺点：

　　◆对大部分置业人士而言，置业相当于被物业绑住，没有余钱投资。

　　◆如果楼价下跌的话，业主可能变成负资产。

　　◆买楼弹性不及租楼，跳槽时难以搬至离公司较近的房子，难以减少上班路途劳累及交通费。

　　◆买楼套现较难，如果急于卖楼，更难以卖个好价钱。

　　◆买楼首付期及按揭负担不轻，每月按揭支出大多比租房的房租贵，买新房物业管理费又贵，买二手房维修费不便宜。

　　◆买楼出租有可能遇到“租霸”，最终可能损失惨重，得不偿失。

　　尽管部分业内人士把股市与楼市涨跌比作跷跷板效应，但实际上，没有数据证明股价与房价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按照市场传统智慧，两者之间倒是有些相辅相成的关系，一般来说，股票市场转旺，楼市也将受惠。

　 　以上海而言，据悉，古北地区某个以纯小户型投资产品为主的公寓年前迅速消化了为数不多的一些尾盘，据销售方透露，有的买家是同时买下几套房，计划打通用 作办公出租，获取投资收益，该买家用于购买这几套小户型房的资金正源于其前段时间在股市中的收益。股市获利资金有回归楼市的冲动，在上海难说是个案。

　　不过，如果纯粹是为了赚钱，现在买房也很难达到目的，因为大量资金仍在两个市场之间拉锯，很难为楼价上涨提供持续动力。

　　在上海，尽管不少急需婚房的刚性买家半年甚至一年前就开始看楼，然而适逢A股为海内外机构一致看好，加上股改促使四年熊市终结，股市一升再升，吸引部分楼市刚性需求资金流入A股市场，因此，上海无论一手楼市及二手楼市去年来始终波澜不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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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工作被中介公司以各种名义收取费用、征婚交了钱中介公司却人去楼空、出国求学却上当受骗被送到国外一所三流学校……各种各样的中介陷阱，给消费者带来了数不尽的烦恼。昨日，市工商局发布了今年的三号红盾警示：广大消费者在接受中介服务时，要谨防服务陷阱。

　　据介绍，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中介服务欺诈手段主要有以下五种：

　　一是在报纸、杂志上发布杜撰的子虚乌有的征婚广告、待遇优厚的用工信息、价廉物美的二手房源，诱骗消费者上门。

　　二是在业务介绍过程中混淆或隐瞒重要信息。如在办理出国留学中介业务时混淆语言学校和正规学校、培训教育和学位教育的性质，曲解国外食宿生活标准、奖学助学和勤工俭学政策；办理房介业务时隐瞒房屋抵押、拆迁等重要情况，纠纷发生后则百般推脱。

　 　三是利用居间地位赚取不正当利益。如婚介机构利用婚托邀约应征者到定点茶楼、餐厅等场所消费，以获取回扣；职介机构设立或勾结空壳公司，非法收取求职者 培训费、押金等款项；房介机构瞒上家骗下家，赚取房屋交易差价；出国留学中介机构虚列各种境外服务费，多报学校学费，谋取非法利益。

　　四是收费不开具有效发票。

　　五是无证经营和无照经营。

　　“欺诈行为防不胜防，市民一不小心就会掉进‘陷阱’。”市工商局人士建议，广大市民在选择中介服务时应从以下六个方面加以防范：

　 　选择信誉良好的合法中介机构，不要轻易相信一些中介公司的花言巧语；实地查看中介机构经营状况，认真核对营业执照和职业介绍服务许可证、出国留学中介经 营许可证等相关证照；主动签订书面合同；认真核实相关服务信息，不明事项应积极向专业人士或有关部门求证；交费时应索取加盖公章的有效发票，并妥善保存； 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及时向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投诉，或向相关部门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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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炎热的日子里，虽然清凉绝大部分还得靠空调制造，但家居色彩和材质等“妆容”的改变也能给 

人带来清凉的感觉。只要你多花点心思，咱们不用大费周折也能拥有凉爽夏日！  

变妆先变色 

就跟女孩子化妆一样，如果改变了眼影、腮红的颜色，风格就会大大不同。因此我们要清凉，就先要改 

变居室的颜色。当然，我们说的绝不是大张旗鼓地变化家居的整体色彩，而是建议大家以小见大，在细 

节处为家居点缀一些清凉色彩。  

人体对不同的色彩会产生不一样的反应，看见红色、橙色等暖色调的色彩，会感到温暖，而在蓝色、绿 

色等冷色调的怀抱中，便会感到神清气爽。根据这一条件反射定律，用直观的色彩改变居室的季节冷暖 

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如果让您整体改变家里的色彩不太现实的话，换上一幅翠意盎然的装饰画，也可 

以让居室增添不少凉意。  

首先，我们要为客厅里的布艺沙发换一件浅色的新衣裳，在卧室里购置一套冷色调的床上用品，也可以 

选择米白或嫩绿色的桌布往饭厅的餐桌上一铺，凉意立刻随之而来。  

引入凉爽材质  

改变家居中一些材料组合是一个比较间接的“降温”办法。 
  
比如，将沙发套换成手感柔滑又吸汗的棉布材质，在上面放置凉席垫或是冰凉的水垫，那么厚重的沙发 

也能充满清凉感。  

遮挡阳光的窗帘也该来个彻底大变换，取下厚重窗帘，换上以塑料、竹子或木头制成的百叶窗帘，它们 

具有良好的遮光效果和透气性，非常适合在夏季使用。  

此外，将本身就具有清凉感觉的玻璃和金属材料以及藤艺制品引入室内，效果也不错。晶莹剔透的玻璃 

、闪耀着炫目光泽的金属材料，三三两两地点缀于家居的角落，不仅为居家增添一丝冰凉的气息，也让 

整个家居风格充满了现代感。而藤椅、藤桌本身就是适合夏日家居的实用点缀品。 
  
花草图案正当季 

每一个季节都有属于不同颜色和图案，夏季则是一个花草当家的季节。 
  
无论是色彩绚丽的印花布，还是华丽的丝绸、浪漫的蕾丝，只要更换不同图案、不同风格的家居布艺， 

就可以变换出不同的家居风格，比换家具更经济、也更容易完成。 
  
不只是餐布、沙发罩，小靠垫、餐饮具、洗漱用品、浴帘、毛巾等也可选择清爽的水果或花草图案。相 

信您的生活一定会为之改变。 
  
此外，要为居家带进大自然的气息，在家中摆一些花花草草是再简单不过的方法，尤其是换季布置，花 

更是重要，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的花，可以营造出不同季节的空间情趣。 
  
适合夏天的装饰颜色  

黄 
  
黄色是一种来自于太阳的色彩，纯洁、亮丽、柔和，可以调整心情。以黄色装饰的房间通常都别具一格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黄色如果大面积应用于房间，应该选用色度较浅的颜色，如果过深，视觉上容易 

显脏。 
  
绿  

绿色是健康向上、充满活力的色彩，它既能消除人们紧张工作后的疲劳与压力，又能让情绪放松、稳定 

。绿色一般与白色、黄色、蓝色等颜色比较相配。适用于室内装饰的绿色是温和、色度较浅的嫩绿。当 

你在生活中需要依赖家的滋润而减压时，可以尝试在卧室或客厅内采用绿色。  

蓝 
  
蓝色，容易让人联想到水、大海，还有晴朗广阔的天空。蓝色一般会给人清爽、洗练的感觉，并有助于 

睡眠。蓝色在与白色搭配时最能散发出新鲜、理智的气氛。在黄、红、奶油色为主调的空间里，蓝色也 

能成为重点点缀颜色。但如果将整体设计为较深的蓝色，可能会产生忧郁的气氛，所以最好把它控制在 

局部点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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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房形状适合方正，不适宜斜边或是多角形状。斜边容易造成视线上的错觉，多角容易造成压迫，因而增加人的精神负担，长期下来容易罗患疾病及发生意外。
　 
卧房白天应明亮、晚间应昏暗 

卧房应设有窗户，除了空气得以流通，白天更可以采光，使人精神畅快，而晚间窗户应备有窗帘，挡住户外夜光，使人容易入眠。 

睡房光线要柔和 

若睡房的光线太强，使人容易脾气暴躁﹔若光线太暗，容易产生忧郁的情绪。
 
大楼浴厕不宜改成卧房
 
现代大楼管线整体施工，所以整栋大楼浴厕都设在同一地方。如果将浴厕改为卧房，势必造成睡在楼上和楼下两层的浴厕当中，而浴厕本为潮湿、不洁之所，夹在当中必然对环境卫生有所影响，另外当楼上马桶、水管一开动也绝对会影响到您的安宁，所以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
　 
房门不可对大门 

卧房为休息的地方，需要安静、隐密，而大门为家人、朋友进出必经的地方，所以房门对大门不符合卧房安静的条件。大门直冲房门容易影响健康和财运。
　 
房门不可正对厕所 

厕所是供人排泄的地方，容易产生秽气和湿气，所以正对房门会对卧房的空气产生影响，对人的生体健康有害。
　 
房门不可正对厨房或和厨房相邻
 
厨房炉火煎炒、排出油烟，容易影响正对的房门，危害人体健康，并且使工作表现不稳定。厨房是生火之处，甚为燥热，所以也不宜与卧房相邻，尤其是睡床紧贴炉灶的墙。
　 
房门不可对镜子
 
镜子有反射作用，在风水上可将煞气反射回去，所以可挡凶煞。但是镜子对着房门会将凶煞冲克照进卧房，招来不好运势。
　 
镜子与落地门窗不宜对床 

镜子是用来挡煞，作用是把煞气反射回去，所以不可对床。尤其人们从睡梦中醒来，在意识不很清楚时，容易被映在镜子或落地窗里的自己所惊吓。
　 
睡床或床头不宜对正房门
 
睡觉时最讲求安全、安静和稳定，房门是进出房间必经之所，因此房门不可对正睡床或床头。否则睡床上的人容易缺乏安全感，并且有损健康。
　 
床头不可紧贴窗口 

窗户为理气进出之所，所以床头贴近窗口容易犯冲。在睡床上的人因看不见头上的窗口，容易缺乏安全感，造成精神紧张，影响健康。
　 
床头不可在横梁下 

天花板宜平坦，忌有横梁。横梁在心理上容易产生重体的感觉，尤其人睡在横梁之下会感受到莫大的压力，造成精神上的压迫，影响健康、事业。
　 
床头忌讳不靠墙壁 

人平躺时不容易看见头顶上，所以床头宜靠墙、避免露空，而减少安全感。否则睡在床上的人，容易精神恍惚、疑神疑鬼，影响健康、事业。
　 
床应加高离开地面 

床面应离开地面50公分左右，床底必需保持清洁，不宜堆积杂物。离开地面，并且不堆积杂物能保持床底空气畅通，减少地面湿气渗透入床垫，而影响健康。
　 
卧房不宜摆过多的植物 

过多的花草植物容易聚集阴气，并且植物于晚间吸收氧气、释放二氧化碳，所以容易影响人的生体健康。
 
床头后忌有空隙 

床头要紧贴着墙或实物，不可有空隙，风水上称为「靠山」。否则易令人产生幻象、悲观情绪，严重者可能导致精神分裂。
 
套房厕门常关 

套房式的睡房，厕所门要常关，或用屏风遮挡。否则夫妇之间容易出现婚外情，风水上称之为「泛水桃花」，或导致漏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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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在西方世界的坚船利炮面前陷于被动，处于被西洋列强宰割的地位，中国文化也逐渐地被西洋学者视为衰老停滞的文化而被轻视与低估，这当然包括建筑在内。如果说英国人弗格生（James Fergusson）在《印度及东方建筑史》（History of Indian and Eastern Architecture）中轻率地说：“中国无哲学，无文学，无艺术。建筑中无艺术价值，只可视为一种工业耳。此种工业，极低级而不合理，类于儿戏”并未引起中国人持续的关注的话，那么，另一个英国人弗莱彻对于中国建筑的评价和论述，却给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带来了长期的困扰并深刻地影响着对于中国传统建筑历史的叙述。在《比较建筑史》（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on the Comparative Method）的末章，弗莱彻把中国建筑、日本建筑、伊斯兰教建筑以及印度建筑列在“非历史建筑”之列，并且十分具体地指说中国建筑“千篇一律，自太古以至今日，毫无进步，只为一种工业，不能认为艺术” [1]。在1905年出版的该书的第五版上，弗莱彻又发表了著名的“建筑之树”（The Tree of Architecture）的相关内容，进一步以形象的方式表达了弗莱彻对于中国和日本古典建筑性质与价值的理解与判断（图1）[2]。



结合弗莱彻的论述与“建筑之树”，我们可以看出弗莱彻对于中国古典建筑（乃至日本古典建筑）的性质与价值的判断包含以下三个层次：
（一） 中国传统建筑“是非历史的” 。当然结合“建筑之树”的图像看，经过修正的“非历史”概念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不作任何进化的，而是说中国建筑在整体上进化到一定程度后未能持续地进化而处于停滞的状态。
（二） 中国建筑千篇一律，缺乏艺术价值。
（三） 中国传统建筑与当今世界建筑主流是隔膜的。

概括地说，也就是弗莱彻认为中国古典建筑是“非历史的”、“非艺术的”和“非主流的”。实际上，一定文化对于外界的影响力的大小并不简单地取决于文化自身的价值与合理性，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与这种文化当下所持有的军事、经济和交通的力与势有关，那么，弗莱彻认为中国建筑是“非主流”的说法并不牵涉对中国传统建筑的价值判断，因而构不成建筑研究的“内部性”问题。其次，随着世界范围的艺术观念的转变和对维科等强调的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民族文化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的观点确认，加上人们对中国建筑的了解的持续深入，说中国传统建筑“千篇一律”、“缺乏艺术价值”，应该说已经很难得到一般人的认同，就如埃利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说的那样，现在“谁也不会因为哥特式大教堂或中国式庙宇不合古典美的模式而说它们丑”，人们“以乐于去理解的一视同仁的态度，欣赏不同时代的音乐、诗和艺术”[3]。但是，指认中国传统建筑为“非历史的”,却时至今日仍是需要认真加以辨证的。事实上，弗莱彻对于中国传统建筑并无深入的了解，其之所以认定中国传统建筑“自太古自今日，毫无进步”，更多地是依据当时普遍存在的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好古恶今”而停滞不前的看法。

需要说明的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这段时间里，认为中国文化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就不再前进而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并不是什么奇谈怪论。弗莱彻对于中国传统建筑的评价对于那些主张西化、对民族文化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并且期望通过激烈的批判来激发民众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也算不了什么。就连那些对于中国文化怀有深刻、珍重情感的人，也不是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例如，严复1895年在论及中西文化之不同时就说“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胜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规则” [4] ；就明确地说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差异之一端在于中国文化不能像西方那样持续进化（日进无疆），不仅如此，当时人们还往往明确地把是否能够日进无疆作为判断民族性或国民性的重要指标。梁启超曾经说过：“一国之所以能立于大地而日进无疆者，非持其国民智识也，而持其品性也” [5] 。这样，中华民族当时处于被宰的局面在逻辑上就有了某种必然性，而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建筑不能持续发展的特征，当然地也就成了这种品性的表征。在民族和国家的存在受到挑战的情况下，对于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对民族文化持更多的正面看法的人，弗莱彻对于中国建筑的并无充分理据的评价，当然是十分难以接受的。

也许是由于日本人更早地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建筑学专业人员，所以，最早对于弗莱彻的说法提出批驳的，并不是中国人，而是自承在历史上长期地接受了中国文化浸染的日本建筑学人。在某种程度是为了应对弗莱彻所论的挑战，伊东忠太等人开展了对于中国传统建筑的调查与研究，并且于1925年写成《支那建筑史》（该书于1937年由陈清泉译为中文：《中国建筑史》）。伊东忠太在该书第一章第二节中，专论“外人眼中之中国建筑”，直指不惟对中国建筑不以为然，并且谓 “日本之建筑程度甚低，为拾取低级不合理之中国建筑之糟粕者”的弗格生为“妄论”，同时也对弗莱彻的说法提出强烈批评。针对弗氏认为中国建筑缺乏伟大的建筑价值并将之与古秘鲁和墨西哥建筑一同视为奇异建筑的做法，伊东忠太说“中国之建筑，自数千年前已大发达，直至今日，仍为雄飞于世界一方之五亿国民所有，以与古代秘鲁、墨西哥同日而语，岂非偏见？！”但是由于西人低看中国传统建筑本来就暗含有低看中华文化乃至人种的意思，所以在学理上中国传统建筑的沿续时间长久和使用人口众多就不能够用来作为中国传统建筑正面价值的证明，逻辑上，人们需要做的恰恰相反，应该用中国传统建筑的价值来证明中华文化乃至民族的伟大。所以，伊东忠太并未形成对弗氏说法的正面回应与有效地批驳，特别是伊氏并不反对弗莱彻将古秘鲁和墨西哥建筑视为奇异建筑的做法，暗示着不同民族的建筑确实有着“格”的差异，在理论上也给自己的辩驳留下了严重的“内伤”，使得弗莱彻对中国建筑的评价有着明确的立足之地。

对于弗莱彻认为中国传统建筑是“非历史的”，也就是未能持续地进化发展的说法，伊东忠太也针对性地提出了自己对于中国古典建筑历史进程的判断。他把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历程分为前期（石器时代至秦汉）与后期（三国至清）两个大的时段，并特别地通过将后期分为：一、西域艺术摄取时代（三国至隋）；二、极盛时代（唐）；三、衰颓时代（宋元）；四、复兴时代（明清）等四个阶段[6]。这种将明清时代命名之为复兴时代的做法，确切地透露出伊氏将中国建筑塑造成一个能够自动地克服自身的衰颓而实现持续进化的体系的用心。

这种包含着强烈价值判断的历史时段的划分虽然形成了暗含着中国建筑具备持续进化能力的概念性框架，但却因其研究的直接目标更多地与确认日本建筑的价值相关，并非要全面地为中国建筑正名，伊东忠太对这个框架的坚持，却是可以商量的甚至是犹豫的，具体表现为他在进行了上述历史分期的叙述后，紧接着就说：“谓宋元为衰颓时代，世人当有异议，单独观宋元之艺术，亦决非劣等，且可认为优秀，亦未可知；然比于唐之极盛时代，则确衰退矣。称明清代为复兴时代，恐亦有不同意者；然别无较善之名，姑用之耳” [7]。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伊东忠太主要是从美术的角度来立论的，但他却对中国传统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伟大作品——明清故宫在美术上的价值评价甚低，视之为“卑俗”[8]，这就更增加了人们对于伊东忠太对于弗氏所论抗辩的有效性的怀疑。更有意味的是，伊东忠太的《中国建筑史》只写到南北朝便草草收场，也使我们没有机会看到其如何来论证或者说明明清时代是怎样地实现了中国古典建筑的复兴的。

在西方列强虎视眈眈，中华民族和文化受到巨大挑战的历史情境中，一批对于中国传统建筑有着浓厚兴趣，认识到建筑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有识之士，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逐渐地开展了对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乃至调查，并于1931年成立了专门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中国营造学社”。在研究的初期，由于具体语境和研究积累的限制，人们对中国传统建筑研究的着眼点主要落在确认中国建筑的文化与艺术价值上，并期望以此为基础来推陈出新，发扬国粹 [9]，对于深入地探讨中国建筑研究中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并未充分的意识与了解。

1931年和1932年，梁思成和刘敦桢先后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分别主持法式部和文献部，使得中国人对于自己建筑史的研究有了与世界正面对话的可能性，也为恰当地在学理上确认中国传统建筑的价值提供了机会。总的看来，梁、刘二先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本来就有着十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在包含十分强烈地确定中国传统建筑正面价值的意向的前提下进行的。

与伊东忠太单从美术角度立论不同，梁思成先生所采取的是更加综合的以西方古典建筑评价原则为基础，并带有明显的结构理性色彩的有机论的建筑评价立场。这种立场原则上认为，理想的建筑的任何组成部分都应该是并且最终也是为了经济地达成结构和空间目标而同时具有美学价值的元素。以这种立场，现代的力学原则与有效地构造方式不容置疑成为了判断建筑合理性和进展水平的核心内容。经过大量的调查和深入研究，梁思成断言，中国传统建筑是一种高度“有机”的结构 [10]，并且明确地指出“中国古代建筑和最现代化的建筑之间有着某种基本的相似之处”[11]，应该说，这种判断对于确认中国传统建筑的正面价值应该说是十分有效的，并且后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中国人确认自己成就的一种经典性的做法，可是梁先生具体地梳理中国传统建筑演变脉络的结果，却无意中在某种程度上应合了弗莱彻对于中国传统建筑的“非历史的”的说法。

在梁思成对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理解中，中国建筑中最为独特的元素——斗，当然地是为了特定的空间和结构目的而设置，并且是在最有效地达成特定的空间与结构目标原则下逐渐地发展起来的；作为一个为了有效地增加挑檐距离的构件，斗组合中的下昂特别是补间铺作中的下昂，应该是一个以阑额为支点，前端承担撩檐方，后端压在下的杠杆（图2）；而在建筑结构系统中最为重要的梁的断面的确定当然也应受制于现代力学的规则，并以最小的断面面积来达成最大的跨距。以此为基础，不可避免地梁思成得出了中国传统建筑“孕育并发祥于遥远的史前时期；‘发育’于汉代（约在公元开始的时候）；成熟并呈其豪劲于唐代（7-8世纪）；臻于完美醇和于宋代（11-12世纪）；然后于明代初叶（15世纪）开始显出衰老羁直之象”[12]。对于汉代以后中国传统建筑变迁脉络的描述，之所以有此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唐宋时期的斗明快地呈现为杠杆的形态，而明代初年以后，中国古典建筑上斗越来越繁密且取消了真正的下昂，“补间铺作不惟不负结构荷载之劳，反为重累，”（二）唐宋时期建筑的梁采取了合乎力学规则的高二宽一或高三宽二的断面形式。可在明清时期的传统建筑中梁的断面由高三宽二变成了高五宽四，甚至是高六宽五，因此“在力学上殊不合理”[13]。不仅如此，中国近代以来，备受西洋列国的侵辱，中华民族亟望民族复兴，因而强健、遒劲、朴素、爽朗是为社会所期望的民族性格，接受过西方建筑及艺术史教育并受到现代主义建筑思潮影响的梁思成先生当然地会给予简洁、豪劲、爽朗、明快的唐宋建筑风格以更高的评价，而很容易低视具有繁复、富丽、阴柔、拘谨倾向的明清建筑风格（图3）[14]。1935年设计的南京中央博物院，在梁思成先生的参与下，放弃清代造型而采用“辽宋风格”就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图4）[15]。因此，从美术风格上，在梁先生那里明清建筑较唐宋也是乏善可陈的。
这样，由于清代以后的中国建筑的变迁被外来文化所打断，因此也就失去了证明这个体系自身具有克服衰退而“日进无疆”的能力和机会。所以梁思成先生勾画的中国建筑历史的序列，就很自然地类同于严复指出的中国传统的“天行人事之自然”的格局。这对于在现代文化的格局中，担负民族复兴重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并不如意的结果。

如果说对于艺术风格的变迁很难用“进化”和“发展”来归纳，但对于一个未臻完善但却仍然在使用着的“有机的”建筑结构系统，建筑技术本身似乎应该在文明不发生阻断，原有技术成果没有大量流失的情况下，技术内容不断地有所积累，不断地有所改进而呈现为持续进化的状态，应该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对于建筑的核心技术部分，更是如此，因而，梁思成先生的研究成果从逻辑上看，在某种程度上更强化了人们对于自身文化的性质的理解上的焦虑。
梁思成先生的《中国建筑史》是在1944年完成的，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这部具有重大价值的学术著作未能随即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中国科学院编译局曾建议将该书付印，但梁思成先生“因为它缺点严重，没有同意”。1954年1月，梁氏在油印本《中国建筑史•前言》中说自己的这部建筑史：“因为错误的立场和历史观点，对于祖国建筑发展的前因后果是理解的不正确。…… 对于各时期的建筑物及其特征，只是罗列现象，没有发展的观点。”在梁思成先生反复地强调“发展”二字的叙述中，在审慎地处理旧作的姿态中，我们当然能够感觉到梁氏把中国建筑历史描述成一个持续进化的历程的内心诉求。并且也许这种诉求并不是肇始于1949年以后，只是，在充满希望的新的民族复兴的历史时期，民族、国家建设的要求，使得这种诉求有了更加明确的外力的支持，而成为需要特别地予以表达的内容 [16]。
梁思成先生的《中国建筑史》，于1954年为了应付高校教学的急需，以油印方式先行印发五十册，仅供给高校有关教师教学参考。这使得在很长时间里，中国高校的建筑学专业就没有一个供学生使用的“中国建筑史”，“1959年中国建筑科学院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邀请国内各有关单位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建筑三史编辑会议，拟组织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近代建筑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史》，会议决定先编一本简要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由梁思成、刘敦桢等31 位知名学者组成了编辑领导小组。自1960年至1962年先后完成了六稿，梁思成、刘敦桢、汪季琦、袁镜身、乔匀等五人，对第六稿作了整理和审定。此后又于1963年完成第七稿，1964年完成第八稿（即建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七、八两稿的工作梁思成就参加的不多了” [17]。在新的“建筑史”的编写过程中，梁思成先生明显地希望在叙述中强化“发展”的观念，他在为《中国古代建筑史》六稿所写的绪论中，改变了先前的对于明清斗变迁的价值判断，强调明清时代斗的“明显的退化，几乎沦为纯粹的装饰”，是“工匠们明确要求框架进一步简化”的结果[18]。这一重要的转变，从某种程度上开启了标立中国传统建筑在历史上呈持续进化历程的通道。

经过七易其稿，这部反映了当时中国建筑历史及理论研究水平，由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史编委会组织编写，刘敦桢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于1965年完成了最后的审定，但由于“文化革命” ，该书迟至1978年才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在确认中国文化伟大价值的要求的引导下，虽然该书的作者明确地感受到明、清时代斗形制和梁断面的变化对于“持续进化观念”的挑战，而承认存在着与持续发展观抵牾的“矛盾的相象”，但是作者仍然全力塑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历史是一个持续进化的过程的概念。对在梁思成先生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中评价不高的明清建筑及相关问题评价的改变，成了这本书坚持中国传统建筑持续进化论的关键，对明清时期中国建筑的发展或进化的成就的总结，该书的具体结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 砖的使用的普及及工艺的改进，拱券技术在地面建筑上的应用。
二、 夯土技术有较大的发展。
三、 琉璃工艺的改进与使用范围的扩大。
四、 木构架的整体性的加强。
五、 建筑生产的标准化和定型化（有利于提高施工的效率）。
六、 建筑总平面布局上有所创获 [19]。

这些结论虽说都持之有据，但是，斗结构机能的丧失，梁断面的变化反映出对于建筑构件在力学效用上的把握的退步，构架死板僵化，建筑风格与雄健遒劲概念的疏远等仍不可避免地对进化概念的形成投下浓厚的阴影。特别是在建筑理论中，建筑本体形成的规则与方式，是建筑理论关注的焦点和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判断建筑变迁的最主要的内容，对于中国古典建筑来说，斗和梁变迁，不仅是考察建筑风格变迁的关键部分，并且也是考察中国传统建筑本体形成规则与方式变迁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对于中国传统建筑的讨论，斗和梁架有着不可替代的中心性，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只有恰当地表明了斗和梁的制作和形式在单纯的力学体制中是逐渐走向合理的，才能表明中国建筑作为一个体系是在不断地发展着的。
1979年，由潘谷西、郭湖生等先生组成的《中国建筑史》编写组完成的《中国建筑史》的古代部分，基本上沿袭了刘敦桢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的观念和评价，但更加突出了发展或持续进化这一主线，在对明清这一关键时期的论述上，该书认为这一时期的建筑，除了刘敦桢已经论及的进步以外，还有以下三点重要发展：
一、民居建筑百花齐放，丰富多彩。
二、喇嘛教建筑的兴盛。
三、古典园林建设兴盛，规模宏大 [20]。

但是这三点从原则上都不涉及建筑本体的构成方式，因而对这些“发展”的揭示也就不能够正面地回答或消解刘敦桢提出的中国官式建筑结构变迁中的“矛盾相象”，弗莱彻的“建筑之树”的阴影仍然难以消除。并且，其中的第一条是否成立也颇有可议论之处。按常规说，时间越向前推，因为地区之间的交通上的限制，各地建筑越容易因风俗、气候、材料、营造方式的差异而使其建筑之间呈现不同的色彩，越容易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情况，而明清时期的交通条件的改善，原则上会促成地区间的文化整合而减少不同地区间建筑形式形成差异的机会，虽然确实有更多的不同的明清住宅建筑被保留下来，但这绝对成为不了这一时期“民居建筑百花齐放”的证据，从推理上说明清以前的民居建筑形式应该更为多样化才是。

1982年，李允在香港出版了探讨中国古代建筑设计理论的著作《华夏意匠》，得到社会的好评和内地有关专家的关注。1985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利用原书第二版的全套印版重印并在内地发行，一时间，该书广泛传播，成了许多人了解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文本，在《华夏意匠》中，李允引用了弗莱彻的“建筑之树”，并且似乎要对之作出正面的回应和批评，但仔细看去，我们发现，李允不仅未能清晰地和全面地把握弗莱彻的观点，并且对他屡屡提及的伊东忠太的论说也缺乏全面的把握，并也许因此造成了他对于伊氏的过分的热情。在具体的论说上，他不仅放弃了伊东忠太将明清时期列为“复兴期”的做法，而将之径直地判为“停滞期”，并且对伊东忠太对于明清故宫的评价和其止于南北朝的写作不置一词，也许在内心深处李允先生对将明清定为停滞期并不满意，但是由于他基本上采取的是与梁思成、刘敦桢两先生相同的建筑评价立场，所以也就绕不过斗至明清成为了一个丧失的结构机能的装饰化构件这一中国建筑结构变化的关键问题[21]，因此在操作上他也就不得不将就成文，只能用“中国文化的特征就是古老和不断的连续相继地发展，中国建筑显然也是同具这种特色”和“一种建筑形式或者说建筑体系能够经历几千年而不衰亡”等来“证明”中国建筑的价值和支持其中国传统建筑不是“陈陈相因，停滞不前”的观点[22]。这些说法在原则上与五十多年前伊东忠太的说法并无区别，并且要让人们承受更多的无所适从的感觉。因而《华夏意匠》对于弗莱彻的回应也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1990年以来，中国建筑历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时期，可是似乎那些本应对弗莱彻的\"建筑之树\"作出反应的、全面讨论中国传统建筑的著作，似乎对这个问题都采用了搁置的办法。有人甚至认为不值得对此作出反应，这种看似洒脱的做法不仅缺乏学理上的支持，并且把老一辈的学者置于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1998年，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的第一届建筑史学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会长杨鸿勋先生在致辞时，再一次提到了弗莱彻的“建筑进化之树”，并认为应向国际学术界纠正长达百年的误解[23]。杨先生的这一要求，十分有力地表明了在中国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亟切需要充分确认自身价值的背景下，日本学者村松伸、禅野靖司认为弗莱彻的“建筑进化之树”“象征着在切入19、20世纪世界的建筑时，横在我们眼前的难题”这一判断的有效性[24]。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经过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先生的努力，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中国传统建筑由汉至清，至少在技术体系上，一直在连续的并且有相当幅度的变化，这十分明晰地表明，中国传统建筑技术在历史上并未发生重大阻断，除非我们假设在这2000年里，中国工匠从未对中国建筑结构达成一个合乎逻辑的系统的把握，否则我们就不能认为中国传统建筑在构造和结构上的变迁是盲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至少在当时的工匠们看来，中国传统建筑在结构和构造上的转变在整体上是向着更为经济的和有机的方向运行的，但结果却出现了以现代观点看出的“矛盾的现象”，这本身再明确不过地告诉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建筑的解释需要不同于以往的逻辑和原则。或者说，历史本身要求我们摆脱西方建筑的评价角度的纠缠，采取符合中国建筑实情的理论视野，对历史事件做出合乎历史逻辑和情境的系统定位。在新的视野中，中国传统建筑研究上一些被忽视的因素和侧面可能会浮现出来，并且呈现出其决定性的意义。

在我们看来，如无“内在”的革命发生或外来因素的强力打断，任何民族的建筑的发展与变迁，都是在一定的框架格局中和既定的边界中进行的，这个框架和边界决定于特定的文化体系对于建筑的核心价值的认定和在具体的情境中形成的针对这个核心价值的初始应对格局。正是由于中国建筑的核心价值和初始应对格局与西方建筑不同，导致了中国建筑发展变迁的不同起点和十分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从根本上说，无论中西建筑都是赋予人们生活环境以意义的物质性构成，不同的也许是，西方建筑特别是西方现代建筑似乎更加强调对于个人行为的适应和相应情绪的调动，而中国传统建筑则似乎更加强调对于人们行为的控制和人际秩序的形成。

中华文化很早就将建筑在人的行为的控制和人际秩序的形成上的作用视为建筑（宫室）的核心价值，“宫室，礼之具也”，正是这种观念的明确表达。基于这种不同于西方的对于建筑的认识，中国人对于这一赋予人的生活环境以意义的物质性构成，在相对完整的技术体系形成之时，就将其构成方式及相关元素赋予了特定的文化意义；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建筑的构成方式（结构与构造方式）及相关元素的设定从很早起，就不仅受到基本的物理规则的制约，并且深刻地受到社会的意义乃至象征要求的制约。例如，在中国传统建筑构成要素中，斗一直是建筑使用者身份的象征，中国传统建筑上的斗设置，特别是斗早期变迁的根据应该并非仅仅是因为结构或空间的要求[25]，同样唐宋建的梁的3∶2的断面的确定，也许在当时人那里并没有明确的力学依据，而是像龙庆忠先生指出的那样，只是当时的“叁天两地而倚数”等“数理哲学概念”表达的要求使然[26]。

其实斗从简单的单斗只替向八铺作巨制的变化，梁架体系长久地坚持木制的平行四边形构架，乃至建筑许多其他部分的变化，都是中国传统建筑首先对社会意义乃至象征性要求应答的结果。而斗由唐宋形制向明清样式的转型，梁架制作上由唐至清的变化等，至少在建筑技术层面看，表明了这种应答方式的变化总体上是向着与自然法则无关的文化或人事要求被逐渐地遮蔽、遗忘或者被置换，而营造乃至结构本身则向着更加经济、更加合乎力学规则和更加“有机”的方向运动的[27]。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社会里虽未形成建筑体系的革命性的转变，但至少在建筑技术的层面，中国传统建筑几千年来毫无疑问地是在持续的发展或者进化着的，从最终成果看，这种发展或进化，不仅适当地满足了社会的需求，形成了持续变化着的具有伟大艺术价值的形式系统，并且也表明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结构规则，并未被社会意义的表达和象征格局的建构所统辖、笼罩，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具有“结构理性”特征的体系。

“建筑之树”之魅长期得不到祛除，从根本上说，正如许多人已经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最主要是因为西方中心主义在作祟。不过，反抗西方中心主义，并不是仅仅地反对西方人自以为主的理论姿态，更重要的是要祛除已经深入到我们骨子中的以西方建筑历史为根据形成的相关理论的阴影，特别是习惯于在各个层面都简单地把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相比附的“心魔”。历史要求我们敢于直面中国传统建筑，而不必非要通过西方建筑理论的镜子来观察中国传统建筑。

有学者明确地指出，对于中国传统建筑和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的研究是中国建筑近代化的重要途径之一[28]。如果这样，恰当地判定中国传统建筑的性质与价值，对于我们就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因为这是中国建筑近代化回避不了的基础条件。特别是由于我们正在大规模地进行着环境的重塑，更使得恰当理解中国建筑传统具有了某种迫切性，如果我们不能摒除以往根深蒂固的成见认真地面对既存的历史现象，着力于系统地而不是片段地、综合地而不是零碎地对历史现象予以解释，并正确地提出能够涵盖中西建筑特征的理论构架，充分表明中国传统建筑体系性的独特性，那么，在西方文化霸权虽然受到挑战但仍然深入人心的状态下，中国传统建筑就很难不成为西方规则的一个过了时的东方样本。甚至于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无法正面地、深入地谈论“新中国建筑”而只能谈论“民族风格”（在我们看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西方主体中国装饰”的代名词）。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只能以片段的、偶然的方式得以留存，而不能作为一个系统的、持续的、必然的条件对于中国建筑现代化历程发生影响。或者说，如果我们不能直面历史，从理论上看，中国传统建筑也只能一方面成为向西方世界提供可资激发其奇思异想或浪漫情怀的媒介，一方面成为国人怀念逝去的往日辉煌的差强人意的实物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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