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显示，当发展中国家政府难以从通常的税收收入中满足其跨期预算约束时，往往倾向于依靠通货膨胀税收入或通过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来降低利息成本（Brock,P.L.(1989)，Giovannini, A. and De Melo, M.(1993)）。英国经济学家Maxwell J. Fry（1997）认为从经济增长的视角看金融抑制是一种特定的破坏性准税收。McKinnon(1973)和Shaw(1973)在分析金融上受压抑的发展中经济时论证，金融抑制——不分情况的“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价格扭曲，减少了实际增长率以及金融体系相对于非金融的实际规模”。在研究的所有案例中，金融抑制停止或严重阻碍了发展过程（Shaw,1973, pp. 3-4）。金融抑制反映到利率上指政府通过干预的形式将利率控制在其均衡市场利率水平以下。

近年来，我国投资增长过快、银行信贷增加过多，经济明显过热。探究其原因，持续低利率政策乃引发宏观经济诸多问题的关键。自1996年以来，我国政府为刺激经济增长，数次降低利率，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近年来市场上资金过分充裕，信贷过多，投资强劲，已经引发一系列宏观与微观经济问题，加大了银行改革难度，为金融与经济稳定构成一种威胁。   

Maxwell J. Fry（1997）指出利率的最高限额，将从四个方面扭曲经济。首先，低利率产生一种鼓励当前消费而减少未来消费的倾向，这会使储蓄减少到低于全社会最优水平。第二，潜在的借出者将从事相对低收益的直接投资，而不是将钱存在银行中以供贷出。第三，银行借款者由于能够以低的贷款利率获得其想要的所有资金，因此会相对地选择资金密集型的项目。第四，潜在的借款者中包括具有低收益项目的企业，他们在较高的市场出清利率时不想借款。一定程度上，银行选择过程有随机性，一些融资项目产生的收益将低于市场出清利率时的收益。对于我国近年来讲，实行低利率政策目的为刺激消费、投资与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然而，由于目前我国经济早已经由“过冷”转变为“过热”，低利率对经济的负面效应愈来愈明显。 

一、利率管制下的低利率导致我国经济持续处于粗放型低效率状态

1、导致错误投资，资金使用效率低下

当利率过低时，保值性和投机性投资的动机增强，生产性动机削弱，而且，在生产性投资中，一些效益相对较差的项目也获得贷款上马。传统的投资决策是只要投资项目内在回报率高于资金成本，净现值大于零，该项目就有利可图。当利率偏低时，资金成本低，使原本不该进行投资的项目有利可图。但是一个项目一旦进行，就无法再返回，而且投资所需资金不一定在现有利率下一次筹到，未来利率可能上升，如果是一个无利可图完全因利率降低而执行的项目，一旦利率上升，很可能使这个项目变成一个错误的投资决策。国内人为的低利率政策是目前许多错误投资及资源浪费的一个重要原因。 

2、不利于国有企业、金融机构提高效率
　　政府过度压低利率，使资金使用者的成本大幅降低，资金提供者的利息收入大幅减少，目前国内资金使用者多为国有企业，这部分利息收入从一般储蓄大众移转至国有企业，加上政府采取高利差政策，一大块利润流入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不但减少了消费，而且让这些国有企业不思进取，总希望从政府政策中获得好处。在利率过低时，企业得到一笔贷款，相当于得到一笔补贴。使得借款企业没有压力和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使企业无心关注如何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运用效率，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

国有大企业由于其和政府间的关系以及拥有的可提供充分担保的资产，可优先获得银行贷款，而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经常处于困难局面，不利于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也不利于银行等金融部门收益的提高。低利率对于一些负债较高的企业，能起到使其苟且存活的作用，但是不利于淘汰效益差的边际企业，不利于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以及同国外竞争。此外，低利率首先降低的是金融机构的筹资成本。某种程度上减弱了对金融机构的约束与压力。使银行不急于处理不良债权问题，不利于金融机构提高经营效率。

3、造成以牺牲长远发展利益换取短期繁荣

在中国，人们储蓄更多地为防病养老、儿女教育等考虑，因此，存在极大“刚性”，低利率政策没有让人们大量减少储蓄，即使减少也只是调整了金融资产结构，适当增加股票、债券等各种直接和间接证券持有量，或转向投资房地产。这种投资不过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直接融资对间接融资的替代。如果降息对拉动消费作用不大，将只会使资金的投放决定权由银行转移到家庭和企业。而银行等金融部门相对于家庭和企业部门更注重于长期的稳定发展和持续增长。资金投放权的分散，必然导致社会长期性投资资金缺乏、短期性投资资金过剩，进而诱使企业进行分散、小型和低效的投资，诱发投机行为，使房地产、股市等或与之相关的行业虚火，造成经济的暂时繁荣。所以，低利率即使发挥作用也是以牺牲长远可持续发展利益换取短期的繁荣。

此外，持续低利率容易扭曲人们对资金的准确认识，使筹资者轻视利率的存在，甚至轻视资金的价值，使资金使用效率下降，引发泡沫经济和银行不良贷款上升。低利率没有起到保护金融市场的作用，而是使它变得更为脆弱。

二、低利率政策在我国出现了消费挤出效应

目前，我国实行低利率政策非但不对刺激消费有所帮助，而且对消费有一定的挤出效应或抑制作用。因为目前消费受到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预期收益的双重限制。

1、我国储蓄没有因低利率而减少

低利率未必起到降低储蓄扩大消费的功效。[1]据浙江省调查，在1999年对全省城镇居民消费意向的调查，城镇居民存钱的最大理由是防意外急需，排在前4位的储蓄理由分别是：防意外急需（65。8%）、子女教育（64。2%）、养老（56。2%）和防病（51%），拿利息的理由仅排在11位，选择比例也仅为8%。从几年的低利率政策来看,居民的消费水平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社会消费量的增长远小于储蓄额的增长。低利率政策导致了消费挤出效应。况且，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减弱规律的作用，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持续稳定提高，整个社会的储蓄量将增加。

自1996 年降低利率以来,降低利率未能明显引起消费提高，而储蓄在连年上涨。低利率使许多工薪家庭利息收入近乎忽略不计。利息收入的急剧萎缩不仅使他们感到不适应，而且收入结构变化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他们对收入预期的不稳定感，于是，加入到热衷储蓄行列的人数越来越多，储蓄的主体越来越年轻化，而这部分人群本当是消费投资的生力军，出现了储蓄额随利率降低而暴涨这一矛盾现象。2001年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为7.4万亿元，2002年底为8.7万亿元，到2003年底，这一数字已突破11万亿元，每一年时间内的存款额增长的绝对值都在1万亿元以上。

在目前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业压力不断强化、住房、子女教育等大额支出明显扩大的条件下,居民形成了紧缩性的预期,在于预防性支出而进行的储蓄比例扩大。中国居民的储蓄,实际上是一种储蓄性保险,因而对降息反应完全不敏感。

在居民资产结构中,由于信贷消费不发达,实物资产比例过低,金融资产也主要集中在银行储蓄这一种类型上。这种资产结构使得居民对于利率的敏感性较低。只有有了比较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体系,特别是有相对发达的信贷消费业务,通过利率调整才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的收入和支出。而且，生活必需品及耐用品对于利率的需求弹性较小。只有住房这类商品可能受利率影响较大。通过低利率来刺激消费，促进增长，实践中被证明一定程度上是失败的，最大的收益或许只是房地产泡沫的膨胀。

2、利息收入的下降导致居民实际收入下降

在低利率的状况下，实际所得由家庭转移到企业。作为储蓄部门的家庭财产收入减少。比如，按低利率时1999 年1 年期存款利率和居民存款余额计算,居民总存款仍可获得1 341. 47亿元利息,而当年全国居民的工资总收入约为9 875. 5 亿元。利息占工资收入的13. 58 %。有相当大部分的居民，特别是退休人员以及农民和下岗职工,其利息收入在其总收入中占较大的比率。利率的下调和征收利息税使居民的总收入水平下降，降低了居民的消费能力。

3、低利率政策还引起强迫储蓄现象[2]

在中国目前金融证券资产空间分布极为不均的情况下，这一现象极易出现。比如，对于大城市居民来说，可以持有金融资产，但在中小城市和农村，获得证券等非实物的金融资产则相当困难。于是出现了被迫储蓄现象。这表明实际中存在着货币过剩的现象，表明社会中存在着抑制型通货膨胀。利率的过低还常常诱使生产资料需求和投资扩大，把用于制造消费品的生产要素转用于制造资本财货，从而势必引起消费品产量的相对减少和价格上涨。这时，对货币收入不变和货币收入增长速度落后于消费品价格上涨速度的广大消费者来说，他们因消费品价格的过度上涨和昂贵而非自愿地减少他们的消费，因利率下降而引起的投资膨胀所形成的新实物资本（厂房、设备、商店等）就是由这种“强迫储蓄”提供的。因此，不利于消费的扩大。而且，从投资的意义上，强迫储蓄所引致的投资是不能增加经济效率的。

三、低利率促使经济中流动性过多，资产价格快速上升，经济泡沫不断累积

　  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造成经济中资金过于充裕，过去三年，名义GDP增长52％，M2货币发行增长62％。储蓄不断增长，使银行向外贷款的冲动加大。而且，大量富余的资金为寻求回报纷纷投向房地产、股市等高回报行业。前几年，由于人们对股市信心缺乏，资金不愿进入，大量资金转向其他高回报的行业。信贷扩张前期，制造了一个重化工业投资热，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信贷扩张后期，制造了一个房地产热，先是上海、北京，后有二线城市，之后是全国性的、空前的房地产炒作。如今，股市也火了起来，是上市企业效益好转？很明显是有大笔的资金进入。

　　房地产信贷增长过快应是投资过热的主因。世行数据显示，在今年1～2月份，用于房地产开发的银行信贷占到了贷款增长的50%左右，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中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也占到贷款总额度的20%～30%。信贷为固定资产投资提供了27%的资金，而这个数字在2005年只有19%。在房地产价格不断高速攀升的同时，房屋的空置率也在不断上升，而新房源的供应也保持着高速增加。对于资金充足的大型企业，由于制造业利润一跌再跌，而利润高的房地产业就充满了诱惑。对于普通民众，银行储蓄利率仅比2％略高，扣除通货膨胀(消费者价格指数绝对是一个低估的数字)和利息税，实际利率为零，而房租回报在许多地方有4%～6％。

央行采取低利率政策，也为缓解人民币汇率承受的巨大压力。尽管这一政策似乎成功应对了汇率挑战，但是带来的金融风险很大。长期维持人民币低利率政策，很难有效遏止增长过快的投资需求及经济过热，更难缓解物价上涨或通货膨胀压力。中国宏观调控，以行政手段制止贷款流出银行，对资金极度依赖贷款的中小钢铁厂和房地产中小开发商或许有效。但是对不缺资金的企业、炒家，并不构成实质性打击，也未解决银行自身资金泛滥的困境。当抑制放松时，资金又重新流出，投资加速，银行贷款再次失控。

中国的工业化，基本上是以个人储蓄资助企业投资的形式进行。出于对本国银行体系的信任，碍于现有的资本项目管制，中国的储蓄者没有因大量呆坏账而选择离开本国银行，反而不断地将大量资金堆向银行。于是成就了低利率，成就了一轮接一轮的投资过热，成就了今天的房地产泡沫。2005年底，中国的信贷GDP比率为136％，投资GDP比率为48.6％，2006年第一季度有进一步上升。这种高比率在世界上极为罕见。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国家在爆发金融危机之前，信贷GDP比率和投资GDP比率倒是有过类似的情形。在目前国内产品过剩及产能过剩基础上，如果以低利率政策来创造短期的经济繁荣，一旦国内需求难以为继，下一次的产能过剩将会比前一次更为严重，这时，整体经济将严重地偏离经济持续发展轨道。
　　许多人将日本经济上世纪90年代的萧条归咎于1985年“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日元升值固然对日本经济有影响，但是其出口竞争力并未因此受重大影响。问题出在信贷的失控上，由此产生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央行在应对过度流动性以及资产升值上，一再延误时机，使经济活动过度转向房地产，资金涌向股市，直到最终提高了利率，使房地产、股市泡沫崩溃。实际上日本央行的政策失误才是日本走向上一轮萧条的主因。同样，美国本世纪初崩溃的股市泡沫也是低利率货币政策使然。美国经济从1991 年第二季度摆脱滞胀, 进入持续增长时期之后, 美联储实行的是以低利率为基础的中性货币政策，股市价格一升再升,不断创出史无前例的新高。最终股市泡沫破裂。因此，低利率政策蕴藏着极大的风险。

四、低利率政策在我国产生资本替代劳动效应，影响了就业问题的解决

由于资金成本低，资本替代效应很容易发生。资金密集型行业相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利润高，在资金价格严重低于均衡水平情况下，企业倾向于使用资本而不是劳动。当利率低时，国内大量的资金涌入资金密集型行业，产生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比如，从1994年以来，国内资本替代劳动的速度全面上升（主要表现为资本增长速度快于劳动力就业增长速度达6倍），对促进就业极为不利。

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没有分析自己的比较优势。比如，几乎所有省市都在发展自己的汽车产业并将其作为支柱产业。实际上，并不是每个地方的比较优势都在发展汽车产业上。在我国，资本本来比较昂贵，土地也比较昂贵。但这些年的经济增长把资本变得很便宜。由此导致房地产、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超常发展，经济有增长、GDP有增长，却没有多少就业的增长，或者说就业的增长很少,劳动力的价格在某种程度上被扭曲了。

本来土地在中国是最稀缺的要素，但是，有些地方的政府以很低的价格征购过来再以很贵的价格卖出去。在批发的过程中，利润被流通环节赚取，土地价格被扭曲。有些地方为吸引外资，又人为压低土地价格。土地价格被压低意味着资本进入门槛进一步降低。这些年资本密集型、劳动节约型产业得到极大发展。长期下去，对劳动力的吸纳会大大下降。

如果让所有生产要素价格都反映真实稀缺性的话，资本价格很高，企业家的动力就会以劳动替代资本。这样，就可以大幅度增加就业。在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的同时，也可以大量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因此，执行什么样的发展战略，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模式，会提供完全不同的就业前景，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我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

资本代替劳动的结果是：供给能力提高，需求能力下降。但实际有效产出服从“短边原理”，即：Y=min（供给，需求）=需求。这就是说，实际有效产出与供给能力无关。

目前，除去通货膨胀的因素，再扣除利息税，中国的普通存款年利率已经相当低，而贷款利率又与银行所承担的风险不成比例。这种低水平的利率政策支撑了中国大面积的投资热潮，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出台，中国房地产价格在今后很可能还会暴涨。在房地产和游资的拉动下，中国经济明年增长速度很可能还会加快。等到那时再出台措施，经济所承受的风险更大，很可能会刺破泡沫，发生较为严重的危机。

五、低利率政策导致出口产品要素成本低，产业升级缓慢

几年来，中国的外贸出口强劲，原因在于中国出口产品要素成本低，产品价格竞争力大。这里的要素有土地、劳动力及资金等，而资金的成本低就是利率的低水平。
　　亚洲典型的高储蓄率，不仅支持了本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支撑了西方某些赤字大国的财富和经济运转，可是大部分亚洲国家政府未认清这一特点，而是简单地照搬西方货币政策，不断压低本国的储蓄利息收入和劳动力要素收入，从而使财富源源不断地输出。低廉的储蓄资本收入导致亚洲国家巨额资本外逃（资本未管制的国家），低廉的外逃资本远远不是亚洲向世界输送利益的主要方式，出口贸易中包含的低廉的要素价格，才是亚洲财富流失的根源。
　　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劳动力要素收入被极大地压低。没有私有产权的土地，使大部分中国企业产品价格中只包含了少量的地租要素成本，大部分国有企业几乎不考虑地租成本而把这种土地要素收入免费搭配在产品中输送给进口国。大部分亚洲国家企业都能够享受到本国高额储蓄和低廉资本的好处，并且把这种好处廉价折进出口产品中，创造巨额贸易顺差。

因此，所有要素价格的普遍低估，决定了亚洲国家肯定是全球的制造业中心，中国更是全球企业利润和居民福利贡献中心，因为中国除了劳动力、地租被间接廉价出口，资本被直接或间接廉价出口外，还有汇率本身的严重低估。这种低的出口产品要素成本，造成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空前扩大。这不利于资源向国内第三产业和高技术部门产业转移，延缓了产业升级的速度。
　　政府必须适当考虑国有企业的土地占用成本，否则对于国内其他企业是不公平竞争，包含在出口产品中免费转让了本国的地租收入，还有可能导致贸易摩擦。对于因为提高工资、利率、地租而引起的企业成本提高，主要应该通过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提升来消化。对于短期的企业经营压力，政府应该通过降低税率加以对冲。

六、低利率还产生财富转移效应

在人为压低利率的管制下，政府能够通过管制的方式把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目前银行体系内一年期存款利率仅为2.25%（扣税后1.8%），而民间信贷市场上利率达12%以上的水平，相差6倍多。对于目前国内15万亿元的居民储蓄存款，如果以市场化民间信贷市场利率来计算，那么一年财富转移就达1.5万多亿元。如果不以这种市场化利率来计算，储蓄存款利率若上升3个百分点，那么一年的转移财富就达4500亿元。而这种社会财富制度化转移，不仅使得社会财富迅速地向少数使用这些资金的资金密集产业转移（如房地产），也使居民财富迅速减少，消费力不断下降。

由于政府过度压低利率，使资金使用者成本大幅降低，资金提供者利息收入大幅减少。目前，国有银行仍主导着国内信贷市场，而信贷市场70%以上仍为国有企业所占有。低利率政策使利息收入和高利差（其利大部分转给国有银行）这样一大块利润由一般储蓄大众移转至了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如果以1993年10.98%利率为基准，那么从1996年以来，降息利得大约估算有3万亿元以上。也就是说，通过低利率政策把民众手中可以获得的3万亿元以上的利得大部分转移到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长此以往，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将难以有动力进行改革。流动性过高，存款居高不下，在存贷差不断加大的形式下，闲置资金过多，银行经营也受到考验。

总之，鉴于我国国有金融体系坏账以及国有企业脱困问题等，隐性财政赤字较大，为拉动经济快速增长，政府倾向于实行低利率政策，也无可厚非。然而，面对上述问题的显现，持续低利率政策弊端已十分明显。表面经济繁荣的背后，许多隐忧在潜动，如果不尽早排除这些潜忧，任其发展下去，那么损害的只有是长期的经济增长。低利率固然对经济走出低谷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在国内经济明显过热，全球升息潮悄然兴起的情况下，利率上调确是大势所趋。

今年4月，央行将一年期贷款利率上调0.27%，这个力度较小，对于国际资金流动基本没有影响。美联储17次加息才撬动了美国经济，要抑制目前过度投资、资金流向集中的问题，利率向上调整应当继续。而且，贷款利率应与存款利率同时上调，使银行的利差不会进一步加大，防止有动力多贷款，民众也会因而增加利息收入。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措施，是一个非常手段，国际上很多央行都是慎用的。

长期看，要充分发挥利率的杠杆作用，关键应放松对利率的管制，逐渐解除金融抑制。利率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并能准确、及时、灵活、有效反映与平衡资金供求关系的利率体系。在我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稳中有升是我国利率水平变动的一条长期规律,尽管利率上升的过程并不是平坦的直线上升,但这并不能改变其长期上升的总体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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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ovannini, A. and De Melo, M.(1993). Government revenue from financial repre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3 (September), pp.95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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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中国应走出低利率时代《南方周末》2003年2月13日

易宪容，低利率时代结束了吗？《上海证券报》 2004年7月2日

胡月晓：低利率政策的经济效果分析——关于降息的负效探讨《浙江金融》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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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懋和曾伟娇，对我国低利率政策无效性的探讨，《商业研究》2004年第9期

林波，90年代以来日本实行长期超低利率的利弊分析《亚太经济》199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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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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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五个交易日超过五百点的下跌之后，沪指昨日探底回升，今天继续上攻，突破并站稳了4000点整数关口，最高逼近了4100点，最终以一根中大阳线收盘，突破了5日，20日和30日三条均线的压制，显示了多方再度上攻的动力，但美中不足的是，成交量始终没有放大，沪市金额刚刚超过1300亿元，按照这样的水平，市场向上突破前期高点的阻力非常困难，也是不现实的，因此，近期投资者可密切关注成交量的变化，只要出现放量上攻，就表明自6月初以来的调整结束，可加大操作力度，而如果继续缩量走高，那么仍旧属于中期调整过程中的技术性反弹，可继续逢高减仓或者持股观望。
    在银行、保险、煤炭、汽车等蓝筹股轮动走强，低价超跌股大幅反弹共同推动下，周三股指大涨超过百点，一举收复5日和30日均线，市场严峻的短期调整技术形态得以缓和。短线作多热情被再度激发，明日大盘仍有向上惯性冲高动力，只是在成交量不能有效放大的情况下，市场的机会可能还将存在于局部个股之中。北京首放分析师认为，由于明后日也是二季度最后交易日，基金重仓绩优股存在拉高作帐的可能与冲动，而且，中报业绩浪行情已经展开，基金重仓绩优股阶段行情值得研究。
    一、蓝筹与低价超跌股联手反弹造就周三百点反攻，多重因素使基金重仓绩优蓝筹更容易受到资金青睐。
    在成交量萎缩的情况下，只所以能出现周三的百点上攻，是低价超跌股和蓝筹共同推动的结果。早盘低价超跌股华升股份、荣华实业涨停，发出了低价超跌股短线反弹的信号，给市场继续反弹带来了动力；而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两只权重保险股走强，以及刚上市中国远洋的涨停，稳定住市场走势以及投资者情绪。下午兴业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股放量走强，拉动股指反复创出盘中新高，大大激励各类低价超跌股反弹。蓝筹与低价超跌股双双走强，最终推动股指大涨，为市场短期进一步活跃带来了新的希望，只不过成交量始终不能有效放大，显示消息面依然存在一定不确定因素，市场多空分歧较大，股指如果继续反弹，市场热点必然会受到成交量不足的制约，这实际意味着短期大盘走势仍将反复，个股热点也将面临分化，市场的投资机会只能向局部热点集中。 
    从近两日的反弹走势表现上看，虽然一些中小板及新上市新股表现不错，但市场最主要的机会还是存在于绩优蓝筹股和低价超跌股中。淮君在线表示，如果进一步研究绩优蓝筹股和低价超跌股的内在上涨动力，绩优蓝筹是受到业绩支撑和基金等主流机构青睐，在大盘震荡中成为市场主流资金避风港。而低价超跌股的反弹动力则是来自技术面连续大跌后的超跌反弹。由于低价超跌股要探明短、中期低点需要一定时间，在市场震荡中的走势多有反复，可操作性不如绩优蓝筹。而且，在中报行情已经展开的情况下，绩优蓝筹股比低价超跌股更容易受到主流资金青睐，在市场成交量一再萎缩的背景下，有可能成为近期相对较为稳健，并具备一定操作价值的的投资机会之所在。
    二、基金二季度作帐及备战中报行情，使基金重仓绩优股存在阶段性走强机会。
    本周是二季度最后交易周，为了业绩排名或业绩奖励等利益需要，不排除部份基金在短期内有拉高重仓股的作帐行情冲动，而且，中报公布也即将拉开帷幕，从行业景气度和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等方面，基金等主流机构也存在较多拉高重仓绩优股的理由。实际上从 6 月初以来， 有色、煤炭、航运、工程机械、酿酒等行业的蓝筹股已经连续走强，成为中报业绩浪行情的蓝筹中坚力量。整体看行业景气度高，中报业绩预期优良，乃至于有望出现较大幅增长，成为基金等主流机构作多的依据。比如煤炭、工程机械、钢铁、电解铝等行业是机构普遍预测业绩将稳健增长的行业，其中煤炭行业一季度，全国商品煤销量 4.94 亿吨，同比增加0.71 万吨，增长 16.9% ，增幅同比上升 11.7 个百分点。煤炭供给在高增长同时，煤炭需求相对旺盛，行业高景气带来业绩增长较强预期。而且，今年一季度煤炭行业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速为 36% ，高于 2006 年全年增长水平。销售毛利率为 36.8% ，与去年全年毛利率基本持平。业绩增长预期，成为近期大机构积极增仓的重要目标。
    而从实际走势表现上，煤炭、工程机械、电解铝、航运等基金重仓的绩优蓝筹股在近期大盘下跌中抗跌性相当好，市场一有反弹其反弹力度也往往比较大，短、中期的技术走势形态保持较好。在短期操作方面，对于稳健性投资者，如果不能心如止水，远离市场进行阶段性必要的休息，可适当跟踪、关注基金重仓的绩优股的短、中线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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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香港地产发展感知内地市场活跃
 
    回归以来，香港经济栉风沐雨，亚洲金融危机、禽流感、全球经济放缓、非典疫情……天灾以及意想不到的困难一次次冲击和考验着新生的特区。然而，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区政府的领导和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努力下，香港百折不挠，愈挫愈强。今天的香港，楼市、股市、汇市畅旺，财税收入创新高，继续保持自由港和国际大都市的特色，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连续１３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今天仅谈一下香港房市发展，回顾香港地产发展之路，我们会发现金日的香港不仅活力四射，而且魅力尤佳。
一、周期性盛衰循环明显
    香港房地产业虽然几经起伏，但一直是香港经济的支柱之一，占GDP的比重在20％以上，是香港经济的“晴雨表”。
    战后至现在，香港房地产业呈现明显的周期性盛衰循环。第一个周期是1946年至1959年；第二个周期是1959年至1969年；第三个周期是1969年至1975年；第四个周期是1976年至1985年；第五个周期是1985年底至现在。每个周期经历的时间长短不同，周期最短的约6-7年，最长的是第五个周期，历时19年。
    香港人口1946年为60万人，1949年增至186万，到1959年超过了300万，人口的急剧增加使住房需求急增。在港府政策推动及利益驱动下，上世纪50年代，大量资本涌入，香港出现了房地产建设热潮。到了1958年，房地产市场开始供过于求，房价、地价下跌了70％。
    1959年开始，香港经济出现转机，加上来港的外国人、国际商业机构增多，对商业楼宇、住宅的需求增加，刺激房地产业迅速回升。由于银行对房地产业的过度贷款及其他因素，1965年春，香港爆发了银行信用危机，接着房地产价格暴跌，许多地产公司倒闭，香港房地产业陷入了战后第一次大危机之中，一直延续到1969年才有所好转。
    1969年香港房地产市道逐渐复苏，港府于1972年制订了一项“十年建屋计划”，令投资者信心迅速恢复。但1974年的石油危机导致香港股市暴跌，又带动房地产业全面调整，香港地价下跌40％，楼价下跌了30-40％。
    1975年底开始，房地产市场重又回升，港府1976年开始地铁修建计划，提升了城市土地价值；1978年，又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即廉价屋计划)，解决了222.5万普通市民的住房问题。1977年香港人口超过450万人，1979年达到500万人。需求增加，令楼宇供不应求，新兴市镇(屯门、沙田、葵涌等)逐步形成。
    承接70年代后期的快速发展，1981年香港房地产市场达到高潮，但随后而来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及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令港人出现信心危机。1982年底，香港楼价比1981年下跌60％，1983年房地产市场全面崩溃。直到1984年9月，“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市场才重新复苏。80年代香港房地产业在70年代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990年，港岛区的房价比1981年上升了一倍以上。不过，1989年之后房地产价格的急升，给香港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埋下隐患。
    90年代初期，国际游资及本地炒家开始疯狂炒买香港房地产，楼价、地价飚升，严重脱离居民购买力。从1991年到1997年房价上升4倍左右，若从1985年房地产市道复苏算起，到1997年时房价已上升了9-10倍。1997年，香港房地产泡沫破灭，楼价一路下跌，至2003年中，下跌了70％左右，给香港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一轮周期性上涨历时13年，下跌过程达6年，至2003年底才慢慢有复苏的迹象。
二、透析香港房地产业兴衰的动因
    香港总面积1078平方公里，但可以开发利用的土地还不到30％。近60年来，香港人口由60万增长到600多万，增长了10倍，人口的急剧增长所产生的巨大住房需求是拉动香港房地产经济持续发展的最根本原因。
    港府的高地价政策为香港房地产业的投机买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次，当局颁布的建筑条例、“十年建屋计划”、“居者有其屋计划”和大型公共设施建设计划也有力地推动香港房地产业的发展。
    香港房地产和金融业的紧密关系，房地产业靠银行的信贷支持而发展，银行业靠房地产业的发展而获利。据统计，1981年至1987年房地产信贷规模占香港总贷款规模的比重始终在30％以上，60年代中则高达80％。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自由港政策吸引大量游资和资本涌入房地产业，也促使香港房地产业日益兴旺。
战后以来香港爆发的6次地产危机中，有3次直接或间接因为西方经济危机，还有两次与政治因素和香港居民移民他国、贱抛物业有关。但就内部因素而言，主要还是因为香港房地产市场特殊的供求关系及其投机性。
    香港经济属于开放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多数行业难以形成垄断性的经济力量，但在房地产领域却具有明显的垄断色彩。香港最大的10家家族财团几乎都与房地产业有关，近几年来大型屋村建设几乎全部被大财团所垄断，从而使房地产价格带有浓厚的垄断色彩；另一方面，“炒楼花”制度使原本紧张的房地产市场火上加油，掩盖了真正的供求关系。
三、在与香港市场的“五不同”处寻找借鉴
    土地管理制度香港有比较健全的土地法例体系，包括《香港房地产法》、《收回官地条例》、《土地征用法令》、《地契条款》、《拍卖地产条例》等等。政府只是根据这些法例进行管理。实行有偿、有期、有条件使用土地。所有要使用土地的人都需要通过土地市场获得土地。既有垄断控制，又有自由转让。
    香港对批出土地的监管非常重视，直至批租期满收回。发现发展期内违反契约条款的，轻则罚款，重则无偿收回土地甚至控上法庭；投入使用后也会不定期地跟踪检查有没有违约增建或违约使用；如发现官地被人非法占用，则发出通知书，限令退出，否则，控上法庭，强制处理。
    目前内地城市土地管理制度基本是仿照香港的做法，但还未形成一套比较健全的土地法律体系，对已批出土地和未批出的闲置空地的监督管理很不到位。
   土地批租香港的土地批租有严格的批地程序和要求，用地要求在《批地条款》有详细的说明。批租的形式主要有公开拍卖、公开招标、私人协议和临时租约四种，但主要是公开拍卖、公开招标两种形式。不论何种形式取得土地，获得土地者都得与政府订立批租《土地契约》，《土地契约》里对批出土地的发展要求有各种限制性规定，如年期、用途、车位数、完成楼宇时间等。
    目前内地各城市在批出土地时，土地合同中也有各种要求和条件。批租的形式也有公开拍卖、公开招标、私人协议和临时租约四种，但目前，协议用地量太大，拍卖招标只占25％左右。
    土地收回政策土地收回方面，香港政府有一条重要的政策，就是公平合理地赔偿，使受影响的人士不但可收回土地损失，也可收回商业损失。如果当事人仍然觉得不公平的话，可以将有关事情提交土地审裁处处理。
    目前内地在收回土地时补偿多欠公平，有的城市甚至官商勾结，强行拆迁，近年来在不少城市和地区引起的民怨颇多。
融资体制香港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非常畅通，既可从银行获得支持，也能很容易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融资。
    而内地房地产融资体制非常单一，目前房地产开发资金的70％左右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银行信贷。房地产企业上市融资困难，审核程序复杂，更不用说海外融资。这种过度依赖银行信贷的房地产融资体制隐含着较大的金融风险。
    市场集中度 上世纪50、 60年代，香港地产行业绝大多数为中小型公司。进入70年代，市区旧楼重建已基本完成，小幅地皮大大减少，工业楼宇的兴建需要申请比较大幅的土地，加上香港当局批租住宅用地呈现大型化发展趋势，竞投需要付巨款，而且新建楼宇无论在高度、造价方面都不断提高，超过了势单力薄的地产公司的承受能力，小型公司被逐渐淘汰。房地产业趋向集中，逐步形成了一些较大的集团，而且大地产公司纷纷将公司股票上市，资本实力增强，并通过一系列换股、收购、合并等活动使资本进一步集中。70年代后期，兴建大型屋村的盛行使地产公司规模越来越大。进入80年代以来，香港房地产业已逐渐成为垄断性大集团的天下，虽然经营房地产业的公司有4000家左右，但股票上市的地产公司只100家左右，约占2.5％，在100家左右的地产上市公司中，“长江实业”、“新鸿基地产”、“新世界发展”、“恒基兆业”等最大的10家地产集团的股票市值约占地产建筑类上市公司总市值的七成。目前最大的10家地产集团的开发量约占香港总开发量的80％左右，市场集中度相当高。
    目前内地房地产公司约有3万多家，前10名地产集团的市场份额不到6％，最大的地产集团—万科的市场份额不到1％。内地房地产市场集中度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
四、产业环境类似香港上世纪70年代，内地房地产产业集中加剧
    目前，内地房地产市场从政策环境、地产商素质、未来政策趋向看，与香港上世纪70年代非常类似。
    2002年5月9日，国土资源部签发“11号文件”，叫停了已沿用多年的协议出让土地的方式，要求从2002年7月1日起，所有经营性开发项目用地都必须通过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进行公开交易。2004年3月31日，国土资源部与监察部联合下发71号文件，文件严格要求各地协议出让土地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必须在2004年8月31日之前处理完毕，否则国家土地管理部门有权收回土地，纳入国家土地储备体系。
    可以预见，未来经营性土地的出让将基本采取招标拍卖方式，而且单幅出让地的规模呈大型化趋势；另一方面，房地产信贷政策和房地产公司直接融资政策都向品牌地产公司倾斜，在新的土地政策、房地产信贷政策、销售政策等的共同作用下，内地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会重复香港上世纪70、80年代的发展历程。地产开发商优胜劣汰加剧，市场集中度上升，有良好品牌和管理能力、资金实力雄厚的地产公司将获得超常的发展。预计经过10年左右，内地将会形成一批类似“长江实业”和“新鸿基地产”的巨型地产公司。
五、手足相依，香港内地房地产市场明天会更好
   “香港的命运只要能和祖国联系在一起，就永远是光明的。有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香港克服困难的超凡能力和香港市民的勤劳智慧，香港的明天一定更加美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金利来集团主席曾宪梓说。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伟大构想在香港得到成功落实。香港这十年取得的成绩，绝对值得我们骄傲，对香港的前途，我们更有信心。”
    展望未来，香港经济的明天令人憧憬。“十一五”规划从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明确了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定位，对支持香港保持金融、贸易、航运等中心的地位和加大香港与内地合作力度的阐述，比以往更充分、更具体、更具导向性。对此，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说：“国家的快速发展，给了香港很大的机会。未来５年，我很有信心，把香港带到另一个层次、更高的一个台阶！”
   “我总的感觉，香港比１９９７年前更坚固，更成熟，更了解自己将来的道路。”；“差不多２０年来，现在是最好的情况。”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自豪地形容香港经济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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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产业曾经经历过一场泡沫经济，那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重灾区是惠州、北海、海南。形成泡沫的主要原因是金融管理混乱，造成人为的机构投资冲动，大量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腐败现象集中表现在地产上，个人挪用单位资金炒地皮搞小金库进入地产业等等现象比较多，结果造成无序的地产开发，有价无市，绝大多数参与房地产的企业资金链脱节……这场泡沫吹灭以后，以上三个城市很受重伤，其地区经济整整十年没有恢复元气。
 
正所谓一旦被蛇咬，十年怕稻草，此后只要房地产业一有感冒发烧、风吹草动，就有不少人奔走相告“房地产泡沫又来啦”。特别是近几年房价猛涨，国内的地产理论家们更是“言必称泡沫”，似乎只有用“泡沫经济”这个词才能说清楚房价为什么总是一个劲地涨。
 
对这种不加分析地给地产业扣上“泡沫”的做法，本人很不以为然。他们可能不懂经济理论，所以也不懂什么叫“泡沫经济”，相当然地以为涨价就是泡沫（我这样批评，被批到的各位请别生气，人总有不明白的地方，这绝对不表明您什么都不懂，更不表明您不懂装懂）。90多年前美国从法国和俄罗斯手中购买西部国土的时候，一平方公里才四个法郎，个人土地买卖，一公倾土地才五十个英镑，后来美国的地价也一值在涨，到现在，纽约的地价已经涨了40万倍，可是泡沫在哪？这样涨价造成泡沫了吗？带来泡沫了吗？没有。既然人家的土地价格涨了40万倍都没有成为泡沫，那么我们中国的地价房价涨个三倍五倍就是泡沫了？很显然，这种相当然的联系是不成立的。
 
而这种相当然的联系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很普遍。四年前闹“非典”，因为“非典”的一大症候是发高烧，于是凡发烧的人都被当作非典病人强制隔离；因为非典最初起源于广东，于是凡是从广东来的人都要被隔离；更有甚者，在长沙，凡是有广东户口的人或广东企业派驻的人，都被隔离……
 
这种逻辑很可爱。这种可爱的逻辑，如同非典的逻辑一样可爱：泡沫经济会导致价格飞涨，现在房价在涨，所以现在的房地产是泡沫经济。其实谁都知道，在没有泡沫经济的时候，涨价也是正常的，也是允许的，大多数情况下对经济秩序是没有危害的，见涨价就说泡沫来了，显然有点乍惊怎呼。同时我还要告诉您一个道理：即使在泡沫经济背景下，物价也并非都是涨的，有时候物价还狂降呢，您是不是一见降价又惊呼“地产泡沫来了”呢？
 
我们不能否认前阵子有一些以温州人为先导的炒楼大军在一些城市造成了一些楼市泡沫，也不能否认一些管控不是很严的银行信贷人员与开发商内外勾结搞假按揭，形成一些虚假购买现象，差点形成楼市泡沫。但是总体而言，全国各地的房价都在涨，在持续地涨，可成交率并没有明显的下降，楼市也没有无序的迹象，金融信贷的控制越来越成功，呆账率越来越低……看来，目前还没有出现大量“泡沫”的可能。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张口闭口说泡沫来了呢？我认为，大多数危言耸听者的初衷也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发出一些警示，希望国内房地产能够健康地发展，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有一部分人是希望房价涨下来，希望用“泡沫说”吓退房价，虽说是小聪明之举，但拳拳之心可鉴，也无可厚非；再有一部分人纯粹是出于身心娱乐，出惊人之语，看看世人五花八门的表情，爽。不管是出于哪一种心态谈泡沫，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只是谈得多了，地产泡沫没有形成，口水说粘了，成了泡沫了，太多了，泡沫堆成了山。所以这篇文章的标题被我写成“中国地产业，泡沫堆成山”，这里所说的泡沫，是口水的泡沫。
 
泡沫是美丽的，可爱的，造泡沫的人也都是可爱的。不过，在制造这些口水泡沫之余，我还是认为我们应该多探讨一些实际问题，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中国的地产业，起步不久，还有太多的事要研究、要学习、要探讨。对于不断上涨中的房价，我认为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都应该严肃面对，哪些房价该控，哪些房价该放，如何让房地产体系更合理，都是这个行业要认真对待的，大谈“泡沫论”，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吓得了神仙吓不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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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的CPI数据终于公布了，是3.4%，比普遍预计的3.5以上要少，但是这个数据明显有现在的国内形势需要，人为压低的痕迹，很多人认为这个数据比想象的好，加息的问题就暂时过去了，但是我不认为是这样，原因如下：

CPI数据的被压低，绝对不是为了股市，也不是为了加息，而是为了现在的社会稳定，当前粮油肉类的价格暴涨，老百姓的心理压力和不满已经很大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好的数据出现，对于老百姓来说有望梅止渴的效果，稳定永远是中国压倒一切的问题。

而真正一定会加息的数据在储蓄的下降，我国居民户存款继4月减少1674亿元、创历史月度最大降幅后，5月减少数额再度刷新历史记录至2784亿元。此外，5月人民币贷款增加2473亿元，与前4月4600多亿元的平均水平相比明显回落。这组数据充分说明银行已经感受到了储蓄下降的巨大压力，这个局面对于央行来说是关系到他身家性命的，储蓄是银行的命根子！所以央行为了本系统的利益也是一定要想办法的。在这里面央行与证监会的利益是不统一的，二个机构的官员的政绩需求也是矛盾的，会有一番争夺的。

而现在的焦点问题不是加息与否，而是何时加息，加息的幅度如何？前面央行同时加息和提高准备金，股市几乎没有什么反应，这就不足以改变储蓄持续创纪录的减少的状态，因此这次加息很可能幅度很大！但是另外的因素又制约加息的幅度，一个因素是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再一个是房奴的压力，这些房奴是老百姓，会造成社会的稳定问题，最后一个就是股市如果暴跌，社会各界也是不答应的，现在已经有了财政部调印花税的前车之鉴，央行可不想再受一次财政部那样的冲击，但是现在的大盘已经悄然回到了4100点以上，加息的环境在变好，央行加息的压力也在一步步的降低。

我前面的比较印花税和加息对于股市影响的文章已经分析过，加息不影响股市的绝对投资价值，但是加息幅度过大，对于投机炒短线的机构还是影响很大的，因为这些机构的资金很多是违规进入股市的银行贷款，这样一来就大大地增加了他们的资金成本，投机客可是不计算股市的投资价值的，加息引起投机者的集体恐慌，或者有某些巨大的投机利益集团的借机做空渔利，也是央行无法和不能承受的责任，因此加息的幅度和时间会很谨慎。

现在这个谜底很快就会揭开了，我们拭目以待。但是我个人的猜想是加息在0.54%，股市会有一个小阴线，而有些股票会大跌，但是加息对于银行业是利好，中国股指金融股权重太大，银行股的护盘因素明显，可能会再度产生二八现象，而航运板块受远洋轮船的上市利好，市盈率和估值低，投资防守性强，影响相对其他板块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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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５月以来，面对再次飙升的房价，南京市首开地方政府动用行政手段调控房价先河，对商品住宅实施以“政府指导价”为核心的价格监管制度：核准基准价、限定利润率、规定最高涨幅５％……这一措施出台一个月，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和激烈争论，开发商、普通市民、专家学者等纷纷加入其中。（６月25日《北京晨报》）

     对于突飞猛进的房价，老百姓已经无可奈何，惟有心惊肉跳的份儿了。然而，能任由房价高涨下去吗？显然，国家没有袖手旁观，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调控政策，只是效果不佳而已。对于南京市用行政手段调控房价，一向不允许他人撼动房价的大嘴任志强竟然说是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开倒车”行为。难道市场经济就任由开发商漫天要价、随口喊价吗？试问任志强哪个国家有这样的市场经济？

     在上学难、就医难、买房难已成压在人民头上“新三座大山”的今天，如何解决民生问题是对党和政府的严峻考验。就说这见风涨的房价，根本不是市场需求过旺造成的，一是腐败助推的，二是开发商人为捣的鬼，三是监管无力，与任志强所说的市场经济是两码事。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干预市场让房价回落到老百姓承受的范围回落到市场经济正常波动的范围，这是政府应有的作为，也是世界各国调控市场的惯用手段。即使是被利益集团说成是“开倒车”，只要人民群众说好，也在所不惜。况且，事关民生的价格，原本就实行政府指导价，绝不允许利益集团假市场之手，损害广大群众的利益。

     今年南京的房价就像脱缰野马，一天一个价甚至一天涨两三回，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政府再不干预更待何时？高房价不仅在考量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也在考量政府对民生的重视程度，如果面对疯涨的房价政府还无动于衷，那人民政府就会变成开发商的政府。当然，高房价也在考量开发商的心，不过从开发商敢于随口喊价，就已经看清了开发商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了，不说也罢。假如政府成了开发商的政府，那老百姓就真叫天天不应了。

     对于南京市的调控房价措施，有一名房产销售经理说，这是“扬汤止沸”而不是“釜底抽薪”，我不这么看。固然降低房价固然需要从土地源头抓起，但是也可以从“终端”抓起，就像南京这样，对商品住宅实施以“政府指导价”为核心的价格监管制度：核准基准价、限定利润率、规定最高涨幅５％，“倒逼”开发商减少灰色成本，合理定价。类似的定价方法是有的，如果抓得好，完全可以起到“釜底抽薪”的效果。

     房价见风涨绝不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至于漫天要价、随口喊价，那更不是正当开发商的行为，那简直就是土匪行径，原本就应在政府坚决打击的范围。现在，政府采取一些措施，让老百姓买得起房，应是人心所向，怎么就让一些人那么生气呢？如果有些人感到这是从自己腰包掏钱“补贴”购房者，那么我可以告诉这些人，你们从自己腰包掏出的钱原本就是从购房者腰包掏出的不当得利，根本没有抱怨的资格！你说呢，任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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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洗刷我人间蒸发的嫌疑,我浮出水面了....
    亲爱的NINI,我会给你打电话的,你表纠结...
    我最近真的是无良到了极点...所有的人如果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的话，那么就代表我肯定在干一些不能被正常人接受的事情...
 
    我承认,我坦白,我最近纠结YOOSOO,纠结到极限了...
    抛弃了画画,我简直都快成笔杆子.原来，我还是可以写文的,而且是长篇的文!!!(叉腰笑!)
    对了，我有好好照顾自己,有自己给自己作饭吃!我做的圆子汤好好吃!!!(再次叉腰笑!)
 
    综上所述,我很快乐的~呵呵~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哦,妈妈,爸爸，嘿嘿，谢谢你们哦!!我爱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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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学教授让人发冷汗的讲演

演讲人：浙大高分子物理郑强教授

　　地点:浙江图书馆报告厅

　　精彩语录节选:

　　"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你能建10所世界一流大学,那美国有多少所?日本有多少所?现在的实际状况是:世界上前200所大学,中国一所都排不进!在亚洲能排出几所?我到国外去看了以后,感到要将浙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就像共产主义理想."

"以前说"无知无畏",现在却是"无知才无畏",许多企业把浙江省技术监督局、科委的人请来吃一顿饭,喝一点酒,他就给你签个字,再把我们这些教授胁迫到那里去,给你盖个章,然后就是"填补国内外空白"、"国际先进水平",写论文则是"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首次科学发现"等等,这都是目前非常严重的问题!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深深地为此担忧!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领导无知,是他们倡导了这个主流.我知道在座的处长或老总日子很难过,因为你们不写这样的报表,就拿不到钱,项目就得不到批准.教授也同样如此,天天写报告,而不是在实验室静下心来好好搞研究,这是很严重的!"

"我们国家的现实和发展就是这样:凡是依赖不成的,我们自己都能搞得像模像样,比如二弹一星；凡是能够引进的,就都搞不成.......现在很多合资企业就这样,卖点东西,而没有去考虑这些深层次的东西.殊不知,这就是社会的恶性循环!" "我认为：语言、计算机就是工具.中国的外语教授讲英语还不如美国卖菜的农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日本博士、德国教授说不出英语的多得是!我们怎么能说一个人不会说英语就是文盲呢?语言就是一个工具!你没有那个环境,他怎么能讲这个语言呢?......如果我是教育部长,我要改革二件事:第一,取消六级考试,你一个研究生连中文一级都不及格,你英文考六级干什么呢?看看研究生写得论文,自己的民族文化都没有学好,天天考英语──打勾:托福打勾,ＧＲＥ打勾,英文考出很高的分,可哪个写的英文论文在我面前过得了关呢?过不了关!这样培养出来的人能干什么?自己搞的专业一点都没学好!......说不会计算机就是文盲,这又是一个误区!我现在是教授，我顾不上搞计算机!"

　　"你看我,从高中开始学英语,大学学,硕士学,博士学,花了我多少精力!你说中国人怎么做得出高科技的研究成果?我这几天就教训我手下的几位女学生,问她们在干什么,看不到人影,一天到晚考这样、考那样的,到美国去干什么?在国内要干的事多着呢!你整天考英语,美国人连报个名都要收你们的钱,日本人也是如此,中国学生到日本去要交手续费,到日本留学是为日本人打工, 好不容易挣点钱交了学费,读完博士在日本的公司就职,当劳动力,挣了一笔钱后要回国了就买了家电,把钱全给了日本人.你们都没有注意这件事,这里面都是经济问题.这就是素质教育到底是什么."

　　"中小学的教育就是听话,老师管干部,干部管同学,孩子们都学会了成年化的处世方式,这是害人啊!这样强迫性地做了一些好事后,没有把做好事与做人准则结合起来去培养,而只学会了拍马屁、讨老师喜欢、说成人话.上次电视上就曾经播出,一个小孩得了个奖,主诗人问他最愿意说什么,他说："我最愿意跟江爷爷说:我向你报告!""江爷爷"是谁?还不是老师教的!孩子们在中小学活得很累,到了大学就没人管了,所以就要玩、就要谈恋爱."

　　"我们有很多同学成绩好,却什么都做不了.在我们大学像我这种程度的人,招博士生是从来不看成绩的,成绩算什么!现在我从事的这个领域在中国有叁个杰出的人才,当初在读研究生时都补考过,而成绩考得好的几个人却都跑到美国去卖中药了,这说明了什么问题?作老板的可不能这样啊!......人才的梯队一定要合理,而不要认为教授就是万能的、博士就是万能的.中国的教育体系就是让每一个老百姓都充满希望和理想,教育孩子们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实际上,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扫地能扫好,也应该受到尊重；打扫厕所能打扫干净,也应该受到尊重,不能动不动就要高学历.我要提醒的是:在国外可不是这样,美国、日本的博士就很难找到工作,为什么?因为老板心疼钱,招了博士要给他高工资,而他能做什么用呢?这是个具体问题."

　　"科技到底该干什么?高科技到底该干什么?如果我是科技部长,该玩的就玩,就像陈景润,他就是玩!陈景润如果是处在今天的中国,他绝对是要去讨饭的,因为他不会去搞产业化,他的英语也不好,他说话都不流利,中文都讲不好,按现在"标准",他是个文盲,还谈什么教授!日本人就是喜欢美国人,我跟日本人说:你们这个民族爱谁,谁就要向你们扔原子弹.日本人就是喜欢黑人也不喜欢中国人.......我特别对我们的女教授、女同学说:在日本人面前一句日文都不要讲,会也不要讲；日本人一听说你讲英文,特别是看到中国女孩讲英文,腿都要发软,这是真的!"

"中国人为什么这些年都往外跑,最重要的是要让国民自己爱自己国家.......如果我是杭州的市长,我绝对不是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如果杭州有什么灾难,我就首先把杭州的老百姓安排在香格里拉,让外国人在外面排队!(掌声!)这样,你才会让你的国民爱自己的国家!一个日本的农民跑到峨嵋山去玩,骨头摔断了,你就用中国空军的直升飞机去救他,而在日本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宿舍里死了7天才被发现；名古屋大学的一对中国博士夫妇和孩子误食有毒磨菇,孩子和母亲死了,父亲则是重症肝炎,在名古屋大学医学院的门诊室等了12个小时,也没有一个日本教授来看望!而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友好,以为自己很大度,实际上是被人家耻笑,笑你的无知!你们这个民族贱!我们不能这样!我们的领导人跑到国外去访问,看到有几个人在欢迎他们,就感到挺有面子；而外国来了个什么人物,都是警车开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让我们中国人感到是自豪还是悲哀?所有这些,对教育工作来讲,都是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我经常讲,我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工作者,我教育我的学生,首先是学会做人,没有这些,你学了高分子,外语都是花架子,你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一个观念或是一个问题:是不是技术越新越好?今天谈的就都是提醒大家的......技术并不是越新越好,技术要有储备.日本的企业现在卖的东西大都是10年或15年前的技术,好东西他不拿出来,他要等到现有的技术把成本收回并获得尽可能高额的利润以后才会拿出来.其次,我的对手什么时候推出新东西时,我才会出手.不要以为你今天好不容易搞了生产线,明天又有新的了,你的钱还没赚到就换新的,有什么用?我这次到日本刚好谈到悬浮列车──即使何先生在我也要说,这是中国人又在玩高新科技.悬浮列车目前在理论上都还不成熟.日本现在最完善,最经济的就是新干线! 从经济和市场的概念来讲,越先进的东西,风险越大,有可能得到的回报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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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看有报道标题是：“北京全面叫停‘小产权’房……”，气势汹汹的，看似政府真的要来砸“小产权”房了。不过，这玩意，叫停就能停？看看扫黄，扫了多少回，这不还没停？用房地产行话说，这叫“刚性需求”呢，怎么个停法嘛。

细看报道，所谓的“叫停”实际是土地日宣传活动中“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安家盛”的“表示”，表示的内容是要调查“‘小产权’等违规土地开发建设”，“违规开发建设的要停工停售”。这种“表示”的效果我看跟建设部的“警示”也差不了多少，不过换了个部门，换种说法而已。什么叫“‘小产权’等违规土地开发建设”，安局长自己都说，压根儿就“没有‘小产权’房的概念！”所以，“调查”、“停工”也就只能针对“违规土地开发建设”而言，属于例行公务，跟“小产权”根本没任何关系，怎么能铲除“小产权”房？这就象扫黄要取缔色情场所一样，中国根本就没有叫“色情”的场所，扫来扫去也就能取缔个把证照不齐的非法场所，所以色情业和色情场所还在。这些，都是由任志强经常念叨的“市场需求”所决定的，跟房价一样，挡不住呢。至于“停售”就更没边儿了，人家售什么啦？“小产权”房？根本就没这东西！叫停的是什么？当然，这并不是说实际没有买卖“小产权”房这回事，只是由于“小产权”没有正名，说不清楚它算哪挡子事儿，买“小产权”房就跟娶了个黑户口的媳妇，领不了结婚证。去叫停他们婚姻？人家没结婚；叫停他们的男女关系？那也只能在门外叫，看看人家会不会停；总不至于要像任志强那样，去“高喊抓贼，”还要责怪“‘警察’却都无动于衷”吧？

从整篇的报道看安局长并没有说过“叫停”， “叫停”和“叫停”的气氛都是记者创造出来的，受益者（如果有益可受）当然是开发商。安局长的“表示”实际是向任志强等表示政府没有“无动于衷”，这是很大的面子了。“小产权”这件事儿，说到底都是开发商闹的，开发商把市场的性子撩得旺盛过度，又把房价撸得那么高，城里过不够瘾，可不要到乡下打野食儿？购买“小产权”房的人并不都是城里没房住的人，相当一部分人是在城里有房，只不过自己不用，“大产权”是拿来给别人用的，挣钱以养活自己和“小产权”在乡下的闷得儿蜜呢。这就是所谓的“刚性需求”，都漾出来了。哪儿来的什么“婴儿潮”？中国人生孩子什么时候改论“潮”生啦？忽悠的都离奇。现在指望“警察”把这帮买“小产权”房的人再抓回来，拿政府当“丫鬟”使呢，政府既使想帮忙，也有限呐。建设部“警示”了，不过瘾，还得自己动嘴“高喊抓贼”；国土资源局“表示”了，不解气，又得让记者帮着“叫停”。我看对付“小产权”也就剩这两种办法了：一喊、一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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