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何时会下降，众人争论不休，沙和尚也来凑个热闹，斗胆作个预言，那就是：房价将从8年之后开始下降。

　　为什么是8年之后呢？不是7年，也不是9年呢？

　　70年前，面对日本鬼子的侵略，中国人打了8年才打败日本鬼子。今天，面对高房价，控制房价就是另一场8年抗战。它必将胜利，但过程很艰难。

　　七十年前毛主席指出，对于抗日战争有两种错误言论，一种是速胜论，第二种是亡国论。同样，今天面对房价，也有两种错误言论：

　　 一种观点是速胜论、崩溃论，认为房价太高会迅速崩溃，很快会下降。这种观点是老百姓的真实心愿。但在无数次预言失败面前，速胜论显然低估了控制房价的困难，只是一种美好心愿。

　　 第二种是悲观无望论，这种观点认为，房价下降无望，只会永远快速上涨。这并非民心所向，但却是少数开发商的真实心愿，也是一些老百姓悲观失望情绪的真实写照。

　　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控制房价也是一场持久战，房价肯定会下降，但这个过程很漫长，很艰苦。这是由三个方面决定的：

　　首先，政府太穷，对土地财政依赖度过高。面对90年代的生产过剩、消费乏力的经济危机，政府只好用投资拉动经济，大搞搞基础设施建设，以解决就业拉动内需增长。但政府穷没有钱。只好在土地上想办法。许多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及房地产交易税费占了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这导致相当比例的社会成本转移到了房价中。

　　其次，扭曲的房改，形成了扭曲的市场化，扭曲的市场机制。房改为什么让人买不起房？因为中国的房改，是建立在垄断的供应市场基础上。房改停止福利分房，将老百姓都赶到了商品房市场上，需求市场化一步到位。供应市场却是垄断的。这种垄断首先是因为土地的稀缺性；其次是政府对错误地采取了紧缩供应的政策，导致了供应不足。正是由于这种扭曲的市场化，形成了畸形的市场机制，供不应求，哄抬房价，百姓恐慌性购房，富人投机性购房，导致商品房形成富人导向，炒作主导的市场机制。

　 第三，落后的城市结构导致土地的稀贵性,造成了供应的垄断性,推动了土地投机，推高了房价。纵观国内房价飞涨的城市，均为传统大饼式城市，这种城市结构高度聚集，过于拥挤，导致土地高度稀缺，这些城市紧缩土地供应，往往是因为土地太稀缺，无法供应充足土地，地价很容易被拉高。在拥挤的城市中，炒房者并不需要太多资金就能将中心地区房价炒得很高。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持久战要经过三个阶段，战略防守、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对于房价也是这样。

　 从2003年到现在，属于房价的战略防守阶段，这期间，出现了全国性的房价上涨局面，老百姓恐慌性购买，投机盛行。国家多次出台了调控政策无济于事，甚至越调控越上涨。在高房价前我们几乎豪无还手之力。但经过几年的疯涨，高房价势如破竹已经呈强弩之末，战略防守阶段即将结束。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从2008年开始，将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呈现收入增长与房价增长赛跑,二者相持不下的局面。由于三方面的原因,高房价的犀利攻势将得到遏止：一是通过多年的积累，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正逐步减弱。调控房价的财政能力正在逐步圆加强；二是政府已经停止紧缩供应的政策导向，而转向增加有效供应，扭曲的市场机制将得到缓解；三是房价在高位已经上涨乏力。

　　这几项因素决定了高房价已呈强弩之末，无法再势如破竹，直线上升。但是，高房价要立刻下降也很困难，不仅难以绝对下降，甚至相对下降也很困难。几大因素仍然强势支撑着高房价，长期之内，将呈相持局面。

 　 经过长期的努力，将逐步进入战略反攻期，房价将会呈相对甚至绝对下降趋势。要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达到以下条件：一是政府有了充足的财力,摆脱了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不再成为房价上涨的推动者。只要有了钱,什么都好说,至少充足财力为中低收入阶层修建保障性住宅.政府甚至可以象新加坡政府,让80%的人都住在政府建的房子里,这个过程至少要5年；二是形成了良性的市场机制，打破了供应环节的垄断，供需双方力量均衡，开发商没有能力哄抬价格反而偶尔相互打点价格战；三是形成合理城市结构，改变过渡拥挤，过渡聚集。土地将难以形成稀贵的投机品。到那时，甚至会形成老城衰退，房子贬值的情况，但这个过程需要很时间。

　　要达到战略反攻，房价下降的阶段，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并不比８年抗战困难，所以，沙和尚大胆预测，房价下降将从８年之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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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南明史的时候我突然感到，郑成功与清朝的战争，很有点像地缘政治学说里边大陆强权与海上强国的对抗。当然这是东方版或者“史前版”，结局也不相同。19世纪末兴起的西方地缘政治理论认为，海上强国通过外围机动的优越地位，可以取得对于大陆强权的优势。
 

    在网上查了一下资料，发现论述郑氏家族海上贸易的文章很多。甚至有人认为，所谓明朝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相比苏州的织造，郑氏体制更为接近，因为在大一统政治格局暂被打破的前提下，它更依赖远距离贸易，并且因此发展了海上的远距离武力投放。这是标准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发迹之路。当时郑氏垄断了对日贸易，并且在东亚海域居于霸主地位，向一切过往商船征税，甚至台湾的荷兰人都要冒充日本船只（为了海上霸主的面子）向郑氏购买通行证。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两代，在东亚海域保持了对荷兰人的全胜战绩。

    郑成功的军费主要来自贸易，这在当时就被清朝对手所认知，否则绝无可能以厦门的弹丸之地养十几万大军，而且海军一向都是昂贵的。郑氏有一套完整的海上贸易体制，他们在杭州一带设有五个陆上商站，在泉州则设五个海上贸易商站，前者负责从大陆收购货物，后者负责装运出洋。所不同者，西方大都实行股份制，郑氏则是独资经营。这个不同或许是致命的，郑氏由于独资，使得郑成功在和战决策中具有独裁权力，这一方面使他赢得了抗清领袖、民族英雄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也因此使得郑氏海上贸易体系最终瓦解。招降失败后，清朝采取釜底抽薪之策，把东南沿海居民一律内迁几十里。郑氏面对空荡荡的海岸，跟谁做生意去。郑成功最后攻打台湾，主要原因是他在大陆已经无法立足。

    南明最后的抵抗，是在西南和东南同时进行。云南，李定国保护永历帝节节败退直至逃出国境。但是在东南，郑成功恰恰迎来事业的顶峰。1659年，郑氏军围攻南京，后败退回福建基地。冰火两重天，郑成功的优势，一个是海上贸易带来充足军费，再一个就是传统海上强国（姑且套用这个概念）外线作战的机动优势。郑氏是当时东亚的海上霸主，战船多至几千艘，海军战力超强，而清朝则在很长时间里边无法组建足与抗衡的海上力量，使得郑成功拥有充分的海上行动自由，也就是外线机动优势。郑军可以随意攻击福建、浙江海岸，并且那一带海岛众多，足以构成优良的前进基地。因此在战略上，清朝处于被动挨打之势。其中特别要提到舟山，从那里进攻杭州和长江下游十分便捷。

    下面再说郑成功的劣势。独资经营导致决策独裁前边讲过，如果不谈民族大义、杀母之仇，的确他错过了与清朝合作的机会。清朝在招抚谈判中，曾许诺郑氏保有独立武装和海上贸易的权利（从吴三桂等三藩的待遇来看，清朝是说话算数的）。有研究者称，若和议成，或许中国有可能发展出某种资本主义，但这属于历史不可假设之类。

    关键还是意识形态。郑成功是钱谦益的学生，青春期饱受东林党熏陶，儒家思维强固无比，大一统在他的价值体系里是不二选择，因此哪怕拼到最后一人一船，也要跟清朝血战到底。这个选择令人尊敬，但无疑不符合资本主义或者海上强国的价值观念。海上强国奉行的价值观，是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所说“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为了追求利益，可以采取一切策略。而在郑成功那里，一切利益考虑都要为抗清让路，而郑氏集团又没有一个董事会，甚至没有一个家族议会。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亲戚，早被他打发掉了。从贸易角度，郑成功比其老爸郑芝龙严重退化。郑芝龙是个典型的海盗加商人，有利可图，世上无事不可做，先降明后降清，一切从家族利益、贸易利益出发。

    另一个劣势，那便是地缘政治学说中海上强国的局限了：如果它过分深入大陆内部，将丧失固有的外线作战机动优势。这一魔咒，在郑成功深入长江下游的时候终于遇到了。他的海军固然可以突破镇江一带的江面防御，但打到南京已是强弩之末。郑成功屯兵坚城之下，海盗本性暴露，只想毕其功于一役，却忘记自己的使命乃是发动群众全民抗战。十万大军徘徊于冷漠之地，终于一触即溃。深入内陆，令补给线延长；舍海战而取陆战，机动优势已转入满洲骑兵一边。

    郑氏的最终失败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当时，大陆事业固然无可挽回，海上的国际形势却是甚好。荷兰人承认郑氏的远东霸主地位，而郑氏所处的海上贸易体系的确堪称完备。举个例子，郑泰，郑成功的堂兄和军需总管，由于政见不合感到自己前途危险的时候，私自将30万两贸易款项存到日本“银行”。日后，郑成功之子郑经与降清的郑泰后人，为争夺这30万两的债权，在日本打了十几年官司。1675年，这笔钱运回台湾，日方扣掉了4万两的“手续费”。这是令人称奇的信用体系，而日本人的处置办法也实在令人赞叹，难怪他们终要崛起。要知道，26万两白银启运的年代，台湾郑氏的势力差不多已经可以忽略不计。日本人不是势利眼，他们遵循商业规则，而这也可能是当时东亚海上贸易所必须遵循的规则。

    那真是一个相当国际化的年代。郑成功有一半日本血统这个大家都知道，而郑芝龙的发迹，居然是在日本想搞武装暴动，他和同伙妄想推翻幕府政权取而代之，事败后逃出来当了海盗。郑芝龙精通葡萄牙语，跟荷兰人打过上百艘战船的大海战并且取得了胜利。中国电影不是缺乏史诗吗，哪个导演要是敢拍郑氏家族史，应该是再好不过的史诗题材。只不过，他必须先洗洗脑，拿民族大义或者爱国情操来说事儿可就毁了。当时，没人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明朝海军最远巡逻到澎湖。郑成功收复台湾，那是大陆事业面临失败的走投无路，或者说是把老爹当年做海盗时的地盘拿回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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