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持枪守护物权？

　　个人持枪，在中国没有成为问题。因为我国合法持枪的，除了军队士兵就是少部分特定执法人士，拥有猎枪者很少，少得可以不计。

　　我们无法理解美国那种个人可以拥有枪支的自由。

　　设身处地想象一下，倘若社会生活中不停地发生冲突，而冲突双手均拥有枪支，维持和平的可能，就在于对人性、理性的信赖，对法律的尊重，或者还有宗教的约束。在晚清，中国社会普遍贫穷，个人持枪除了大清律的约束，恐怕经济的原因更为重要。而一旦突破法律和经济条件上的约束，拿起了枪，恐怕就是踏上不归路了：反叛。民国期间，军阀混战，却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群伙持枪，则有守土或护法之职，个人则不持枪。所以，民国期间虽有军阀混战，但在军阀辖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风尚，南有广西，北有山西。

　　再远溯一点，《水浒传》描述的境界，那时没有多少火枪，持刀者大约是要有些膂力之人，普通人拿刀费力、守住刀更不易。持刀而守不住刀，则伤已更易，所以在可以自由持刀的宋代，出门带刀的人或许不少，但敢侍刀傲世的人并不多。

　　倘若当代中国允许个人自由持枪，会有什么后果？这是个理论问题，我绝非在此向人大代表们游说。我想借此话题说说个人保卫私人财产的事。

　　《中国经营报》4月23日A9版刊登了一篇翻译文章，作者是199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芝加哥大学加里·贝克尔教授。他的文章题目是《中国的渐进式经济革命》，乃一篇评价中国《物权法》的文章。“但是，即使法律形式的私有产权保护已经成为现实，完整的产权保护自然有待于司法独立的实现，这将使法律能够以合理且有效的方试得到贯彻。”这话与我对《物权法》宣传中推出“柏林磨坊主的故事”之评估，如出一辙。我仍旧拿当代中国的农民之物权保护说事：人均占地仅一亩多的中国农民，凭什么保护自己的田地及房产上的收益权利？农民的房产是不用多说了，除了难以对抗国家征用之外，其它侵犯不太可能有。因为中国农民心目中，现正用着的房产，实际上比祖坟还重要，挖人祖坟是何等不可饶恕之事，侵人房产更不可容忍。这个理念，比法律还管用，因为农民以性命相搏，也会守住房产。但对田地里的收益，农民的保护意识和保护手段都成问题。种几亩瓜果，到成熟时，要守住瓜果是非常艰难的。住房四周有五六亩果树的我二哥，每年都会面临这么一个困惑。下爆弹、以“洒农药了”相胁、养护院狗、夜间巡逻，手段用尽，均不奏效，“要是有把枪就好了。”他忿忿地说。

　　枪，在这种时候，作为底线手段浮现出来。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曾设想：倘若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从计划生育、社会治安、征收公粮，转向科技下乡、法制下乡、选举下乡，多管齐下，是不是会培养出良好的产权意识？不轻易侵占别人的瓜果，同时也爱惜自己的产权？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尊重产权意识，是恢复一种更久远的传统，是对打土豪、分田地、及人民公社大锅饭新传统的否定。但这个新传统的最突出显现，是目前已与时俱进为“土地承包经营三十年”的制度。中国人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乃是说人生无常，今天吃你几个瓜果，没准只不过是提前三十年吃了而已。

　　在这种制度下的隐性话语，就是吃你几个瓜，没什么了不起。而枪的底线，是性命攸关的。故而，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必定不会牵挂到枪的问题。从策略的角度，为了守住这区区六亩果树，值得去申请一把猎枪吗？一旦猎枪开火打死或打伤偷窃者，法律制裁的，还是持枪人。说白了，制度不守护这六亩地的收益权。

　　大体上，中国农民的土地，平均每人也就一两亩，平均每户也不过五六亩，无论从人情还是制度，都处于没什么好守的状态。

　　而即使是入室偷盗，在城市可称为“爆窃”，市民致窃贼于死地，可以以正当防卫免责，而在农村，入室偷窃，被称为偷鸡摸狗，户主是不存在正当防卫致偷窃者死的自由的。

　　这么说来，广大农民没有任何理由去进行“绝地反击”护物权了，因而，广大农民“先验地”放弃下了手中的“枪”。这“枪”既实指枪械，也象征地指示农民护产权的手段。

　　城市立法者开口说话了，这正是目前制度设计的效果，让农民既为一亩三分地所捆绑，又不会产生为一亩三分而舍命拼死来坚守的意志，于是乎，中国社会离个人持枪渐行渐远，越行越远。天下从此太平矣。至于美国发生校园枪击案及美国人拥有持枪自由的故事，放在世界史大背景下，听故事的中国人似乎是桃花园中人，“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